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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香山，在近代以地理之便，得风气之先。先后诞生其间的郑观应与孙中山，年纪相差不过二十四岁，却恰好可以取为代表，标示出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时代进步的疾速，亦于此可见一斑。孙氏其人其事，人尽能言；有必要略加表扬的是郑观应。
以文而论，郑氏的《盛世危言》在晚清可算是名著。该书纲目并举，阐发自强之道，要求采西学、设议院、兴学校、重实业，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盛世危言>自序》)，在当时，确属精言伟论，人所不及。其书一出，即有多种版本翻刻流行于世，郑氏本人也一再修改，屡有增删。戊戌变法前几年，又经礼部尚书孙家鼐、江苏布政使后升任安徽巡抚的邓华熙等迭次推荐给光绪皇帝，由总理衙门刷印两千部，分发众大臣阅看。郑观应之名，也因之腾播朝野。以事而论，郑氏历任太古洋行轮船公司总理、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汉阳铁厂总办、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等显职，其才干深得洋商以及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盛宣怀等人赏识，由买办起家，最终成为商业资本家，死后留给儿孙一笔虽不算巨额却也相当可观的遗产。如此立言行事，与陶渊明一类隐士高人似乎全无相通处。然而，知者品评其人，每以“恬淡”相许，岂不怪哉！
郑观应有《盛世危言后编》，为之作序者四人，虽然持论不一，或推崇其文章为富国强兵之要旨，或褒扬其道德有修己致人之美意，但“性情恬淡”，倒是双方一致乐意奉献的共识。欲知其全人，先须读其全书。郑氏何以有“恬淡”之誉，只看《盛世危言》不能明白，即使读过《易言》与《救时揭要》，也仍然难以了悟；非得浏览《盛世危言后编》、《罗浮<SPS=0047>鹤山人诗草》(包括《谈玄诗草》)，对其编印的《陶斋志果》、《富贵源头》、《成仙捷径》、《因果集证》等果报故事，以及《群真玄奥集》、《道言精义》、《道法纪纲》、《还丹下手秘旨》等道教典籍略有所知，才可明其就里，作出判断。
作为商人，郑观应无疑相当精明、能干。他熟谙商贾之道，精于算计。无论是参与太古轮船公司的创办，还是三入轮船招商局，所至之处，都为扩展企业经营规模立下了殊勋。中国近代史上，在受雇于外国公司的同时，又被委以各种洋务企业的要职，甚至千方百计将其从洋行挖出，专为我用，此等幸事，似乎仅见于郑观应一人。不是为其精通商务，头脑灵活，何苦费此心思财力？然而，就是这位以精干著称的颇为成功的近代实业家，竟然对神仙、长生一类今天称之为“封建迷信”的谵语妄言深信不疑，并且屡次上当受骗而终身不悔，倒教人大为惊异。
求道在郑观应一生事业中占有何种地位，翻开《盛世危言后编》即一目了然。全书分十五卷，赫然置于首卷这一最重要位置的，正是“道术”，以下依次才是学务、立宪、政治、军务、开垦、工艺、商务等郑氏兢兢业业为之奋斗一生的事功。《自序》中明言其意：
首卷言道术，即正心修身、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二卷至十五卷言治道，即齐家治国、安内攘外，自强之说也。
前者是道是体，后者是器是用，孰重孰轻，已再清楚不过。而其所谓“至命之学”，一大半是修仙学道，与宋儒之说没甚相干。不过，若以淡于名利、超然物外为“恬淡”，便总与老庄沾亲带故，那么，郑氏的人道正是将其推至极处。
郑观应的学道算得上持之以恒、历史悠久。丁巳年(一九一七)元旦有《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同时有上张三丰祖师表，文同)，时年七十六岁的郑氏，一开篇即表白其信仰之诚：“窃官应童年好道，于兹五十余载。”推算起来，二十岁左右，他对道教已发生浓厚兴趣。抛开那些故弄玄虚的解释，比较切实可信的起因，是郑氏的治病心切。与家人书有云：
余少年多病，爱读仙经养生之书。(《致月岩四弟书并寄示次儿润潮》)
编刊吕洞宾、张三丰显迹诗歌时，更言之恳切：
官应弱冠时撄疾病，自念“人为万物之灵，岂有寿不如龟鹤”。锐志求道，凡三教经诗、诸子百家、占卜术数之学，扉不研究。(《吕纯阳、张三丰两祖师<仙迹诗选>序》)
对家人没必要撒谎，为启人向道也须说得实在。尽管对于真正的宗教家来说，如此求道未免过于形而下，但“病急乱投医”本是情有可原，何况郑观应深受哮喘之苦数十年，年益老而病益剧。今人既可以笃信气功疗法，郑氏求助于道教养生术以祛疾健身，自然也无可非议。
初心虽不过如此单纯，到底还要相信“信则灵”。郑观应入得此门，便如同他的经营商业与著书立论一样，锲而不舍，必求有成。于是越走越远，溺而不返。由养生而信神，由静坐、 炼气而问乩、求丹，终于走火入魔，堕入左道。他曾力辟以神仙为荒诞之说，对于“先贤程子谓：却病延年则有，白日飞升则无；欧阳公谓：养生之术则有，神仙之事则无”的确论，也不以为然，理由是：神仙“无代不度人，历历可考”(《答梁道友重刊<海山奇遇>序》)。面其确信不疑、言之凿凿的根据，又尽在道教书中，“道书所载神仙显迹则班班可考”(《<仙迹诗选>序》)。如此循环论证不足以服人，倒正好显示出其人的执迷不悟。
郑观应的虔诚尤见于行事。道士从这位精明的商人手里骗钱，直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尽管屡呼上当，他仍是“有应必求”。一九一八年，其时在郑观应死前不过四年，湖南道士杨海秋至上海，设坛。郑氏得知后，也前往叩求符水仙丹。据说：“是日虔诚求祷，丹自空落下，大如东珠。郑君服之，是夕痰喘已愈过半。”杨海秋又捏造吕洞宾乩谕，声称“上海将有大劫”，须开坛建醮，命郑观应“维持”。郑氏竟也信以为真，奉为神旨，且引为荣幸，放下商务，专心创办上海道德会，发起募捐。只是限于财力，申请改大办为小办。居然由他所信奉的祖师吕洞宾转奏玉皇大帝，准如所请。遂拟集资一千余元，设醮四十九天，以感动上苍，降下天符，挽回劫运。郑氏少不得大掏腰包。他的上乘表现，倒也换来了道士假造的吕祖师赞语：“郑生如此与吾竭力，不枉吾一片苦心。哈哈！幸也。乐在其中矣！”这一派胡言乱语，却被郑观应郑重其事地写在《代上海道德会拟募捐公启》、《致萧君文斋书》、《代道德会拟募捐上海建天醮公启》诸文中，并收入《盛世危言后编》卷十五“杂著”内，作为平生善事传之后世。
在宗教信仰的芜杂上，郑观应也和中国民间社会并无两样。他虽以崇信道教为主，但还旁采博收其他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以及等而下之的迷信说法。他为《神相证验书》作序，肯定“相由心生”的算命术；与欧阳伟南、胡滋甫等地师通信，讨论风水，并撰《望气寻龙诀》，阐发堪舆术。种种行为，已与求医无关。倒是因踏入商界，面对翻云覆雨、难以预测的行情，不免抱侥幸心理，又想为子孙积财，于是信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坤》)。糅杂了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郑观应用以实践古代格言的多行善事，便不仅包括了大力赈灾及劝人赈济以获福报，而且虚掷金钱于各种各样巧立名目的宗教迷信活动。协助道士为“上海之劫”禳灾，尚有推己及人的公心；请风水先生相地，则全是为自己打算。自述“计共已购地数十穴，以为拔十得五，不料竞未获一吉壤”。于是自己潜修，“暇即览峦头理气诸书，复与名师登山辨星辰、寻吉地”(《与欧阳伟南地师书》)。连一九一四年预留遗嘱中，也一一开明所购各地气脉如何，何者可用，何者可沽，生怕伎子孙错误处置，凶多吉少。用心如此，自是因为按照果报的说法！选择吉地迁葬先人，自身可望得福；自择吉地预安己身，子孙当受好报。而无论哪一种卜地，动机都是为一己之家求取“余庆”，考虑问题的方式仍是现世的。
看重现世，本是道教的特色。世上虽然未必没有传教度人的有德道人，但同样无可否认，绝大多数方术之士都以骗钱为宗旨。即如郑观应倡议建修真院以培植传道救世之才，何等庄严、神圣的事情，只因上吕纯阳等诸位祖师禀帖中有捐银“如收足四十万元，即停止不再收矣”一语，不对多多益善的道士的心思，在代为批复的神谕中，即假传仙旨，命“将‘停止不再收’之语删除”，透出的仍是一股世俗的铜臭气。
郑氏对术士行骗的伎俩未尝没有觉察，在一次次的请教无效、反受其累、大失所望之后，他也曾产生过疑虑、抱怨以至愤懑。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偏偏“我之于人，怨以德报；人之于我，恩将仇报。凡此种种，均付诸因果，不与较量，逆来顺受而已，不知魔障何来？”(见《致张静生道友书》)但是，郑观应最终还是相信他前世罪孽深重，修行积德不够，因而甘心受骗，自觉接受永无休止的考验，并回报以更坚定的信仰，来博取上天的赦罪开恩。
如果信道只为自己及儿孙打算，即使得道，也嫌自私，与“恬淡”的淡泊处己之意仍然不合。幸好，郑观应的学道还有更宏伟的目标，即以“救世”为己志，这就使他的宗教活动带有若干近代的和悲壮的色彩。
喜欢征引西方事例以证明神灵存在，尚属表层的“近代化”，诸如“美国博士《鬼语》一书，似与道家出阴神及乩语相类”(《致化学黄君邃之……书》)的比附，其间恐怕少不了误解。近代精神的显现还有远为深刻的内涵。
古代读书人的处世哲学不外两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生活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社会，面对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现实，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奇变”的郑观应于是不肯再遵守传统的出处之道，未入仕途，仍想问政：
既不能兼善天下，又不肯独善其身，故欲借修仙以求偿救世之宏愿。(《致吴君剑华、何君阆樵书》)
无论是学炼丹、画符还是点金术，主意都在拯世济民。这三大愿后又扩充为五大愿。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郑观应的救世之志也由教中国推及救世界：
当此欧洲大战牵动全球，哀黎遍野，死伤无数，火器之酷烈，其惨状为从古所未有，不得已谨沥愚忱，干渎列圣，同乞上帝施恩，通饬已发宏愿救世度人之仙、佛降世，尽灭火器。并准智士炼黄白，振兴实业，普济灾黎，以工代赈，老安少怀，同歌盛世。
而其五大愿亦气魄非凡：第一愿，合各教为一教，在世界各国设圣道总院。第二愿，由圣道总院培育人材，以应各地圣道分院传教之需。第三愿，运法力降服恶魔，消灭火器，使五大洲生民安居乐业。第四愿，以点金术所成之金银用于慈善事业、学校及工、农业生产，使野无旷工，国无游民。第五愿，圣道总院监督由各教主公举，实行任期制，有选派分院教长及派遣监察各项公益事业人员的权力(见《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这样完整、宏大的宗教救世方案，明显映出西方乌托邦主义的影子，非近代宗教徒，绝对想不出。
成人先成己，救世须道成。既然如此，郑观应的求仙方、愈痰喘也不全是一己之私事，而是负有重大的使命。郑氏屡次乞赐神丹，都以“喘病未痊，人不我信”、“大道难成，行将羽化”(《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打动仙师。即是说，丹到病除于仙家可宏扬道法，于自己可遂愿救世，这自然“非特官应一人之幸，亦同人之幸也”(《致万雯轩先生书》)。他的学道也与一般不择手段之徒相异，总是辟旁门、走正路，坚持“性、命双修”，鄙视盛传的采补之术为邪说，以为：“自古及今，神仙断无损人利己之事，万不可学也。”(《致梁纶卿道友书》)其修道中体现的道德意识，同样源于救世之旨。
只是，仙师能延他人命，却无法保住自己长生不死。郑观应学养生、炼气功到底还有效果，以年老多病之躯，仍活过八十岁。而他晚年师从的道士万雯轩(式一子)则非但不能久视，反先他而去。《追忆万式一先生》写出了郑氏的凄凉心境：
忆闻跨鹤泪沾巾，虚约仙槎问去津。
未得传衣夸入室，曾观演法露全真。
素琴弹落天边月(师好弹琴)，玄酒人顷残瓮底春(用张仙句)。
桃李满门书满架，疑团满腹向谁询？
万氏的仙逝确让他颇为寒心。万式一既自称为宋代道人陈显微(抱一子)的弟子，并曾被“授以无元秘旨，瞩为广传大道”(万氏《<盛世危言后编>序》)，又以此缘分获得郑观应的崇信，那么，由万氏之死，本可以推证出为《盛世危言后编》“道术”卷作序的陈抱一连同为“学务”卷作序的吕纯阳(洞宾)，统统早已作古，两篇序文，不过是道士编造的“鬼话”，神仙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可惜，郑氏并不作如是想，也不能作如是想。终其一生，饱经沧桑的郑观应从不曾放弃他的道教信仰，所谓“任他天外风云变，顾我壶中日月旋”(《闻噩报有感》>，因为，最终不可改易的是他的救世之心：“五愿无非救世音，任人狂笑我犹歆。”(《张三丰祖师赐诗次韵感怀》)
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郑观应的学道自属愚昧无知，不值一谈；而注重人文精神的层面，则其宗教信仰仍有掩抑不尽的理想光辉与值得肯定的可贵价值在。著《盛世危言》、究心富国强兵之术的郑观应，与诚心学仙、发五大愿的郑观应毕竟是同一人，入世入道，方式不同，目的一样：
三著《危言》祝太平，心存救济利名轻。
贾生痛哭终无补，九转丹成问上清。
(《敬步吕祖师呈仲离祖师原韵》其一)
著书无用，转而求神，郑氏对道教愈老愈坚执的心路历程已尽现诗中。于此，“恬淡”一词也获得了它的现代释义，即“心存救济利名轻”。
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于畅春园
(《郑观应集》，夏东元编，<上>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4.45元；<下>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一版，15.85元)
夏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