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后，周氏以“变节附逆”的罪案，被关在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里。监狱后墙外不远，是中央大学大石桥附属小学所在。学校里“有一个小男孩，每当看见这神秘的高墙(他从老师那里知道高墙后面是‘监狱’)，总要停下步来，歪着大脑袋想一想：关在这里的是些什么怪物：老虎般的凶恶，还是小鸟一样的可怜？”弹指之间，当年那个老爱“想一想”的小男孩，倏地也届五十了，就在他的五十寿辰之际，他写完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大书：《周作人传》。读到书中第九章里上引这节闲文，还听他讲了当时那所小学校里“学生的朗朗书声与笑声，说不定也偶然飘过高墙”那样的话，恍似品味到微撒以盐的白水煮豆。
周作人附逆一案，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终审，书中引录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的判辞称：“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原审(按，指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上年十一月作出的判决)既认其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依法减轻其刑，乃仍处以有期徒刑十四年，量刑未免过当”，被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年。以后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根据国民党的，《绥靖区疏散条例》：战争危险地区要疏散监狱，有期徒刑犯人可以担保释放”，被保释出狱的。周氏出狱时有《拟题壁》一绝，其前半首云：“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从这两句诗看来，真像是“迹去繁奢，情归素一”，囚系岁月于他殆无殊平夙。那么，他对高等法院减判一事，大约无动于中，倒是判辞中的某几句话语，在齿牙间留下了一些儿盐味吧？
关于刑事处分，《传》中在第十章又有两点补充。一是说“周作人藏书的大部分(约两万余册)”于一九五○年“充公”。二是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北京市法院判决即日起褫夺周作人政治权利”。此书校印不精，讹夺颇多，一九五五年的北京市法院判决，据张菊香主编的《周作人年谱》，应作一九五三年；又上节所引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的判辞，亦已据张菊香等所编《周作人研究资料》校补了三个字。至于藏书问题，查国民党政府一九四七年的终审判决中，本来有“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那么一项，则此处所说的“两万余册”，或者是起先未被视作“财产”，或者是曾被算做“必需生活费”，总之是搁置三载之后，到底跟这位“读书人”分手了。
没有这些藏书，对周作人此后的著译工作未必会造成很大困难，我曾听孙伏园先生说起过，周的大批藏书归了北京图书馆，未被分散，其子周丰一适在北图工作，因之颇得查找借取之便。只是苦雨斋中风雨潇潇之时，聿思故人，未免凄清耳。本书第七章第七节的标题正作《风雨故人来》，引了周作人《风雨谈·小引》中的话：“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但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诗经·郑风》有《风雨》三章，周氏很欣赏《诗问》卷二所载王瑞玉夫人的解说，如于第一章有云：“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果真说得极妙，可以解颐。《传》谓周氏借《风雨》三章“来描述他深夜读书的意境”，“别有情趣”。然而此种情趣，岂非亦即构筑就了异日的魔障乎？
周作人一生读写甚勤，他的知识和文字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可惜一九三七年不能“飘然一杖天南行”，遂玷名节。他自己推说是“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只恐也还有对这“两万余册”割舍不得的情愫吧，然则真是“文章误我，我误卿卿”矣。前面提到的周作人《结缘豆》文中尝引钱振<SPS=1796>《名山小言》“文章有‘为我’‘兼爱’之不同”一节，接着说：“我自己写的文章是属于那一派的呢？……结缘的豆乃仿佛似之”。又云：“煮豆微撤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偿，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伥伥来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宿业前缘，真令人难以排解。
读此《传》至于终卷，并未找到作者对于“还是老虎，还是小鸟”的直截答案，却宛如重温了一遍周作人的平生著作，又因为它们经过《传》作者的重行组合、标题、补景，穿插叙述了学林旧交，文苑故事，捧读这本厚厚的大书，不会感知两手负重，良有以也。
(《周作人传》，钱理群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九月版，9.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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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