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SPS=0997>传论》的主旨即在“辨诬”二字。作者披汰勾沉、惨淡经营，以充分的论据，缜密的论证，将力求廓清历史迷雾。
文<SPS=0997>之受时人訾议，盖缘于与马士英同乡兼有姻亲的关系。正如《明史·杨文<SPS=0997>传》所说：“以士英故，多为人诋<SPS=1143>。”李瑶《南疆绎史摭遗·杨文<SPS=0997>传》更以为他“累于附热，损厥佳名，遂至沦入奸党”，徐鼎《小腆纪年·顺治三年六月》则说：“向非一死自赎，则与马阮同科耳。”仅由于同乡姻亲便定为同党，根据的只是捕风捉影的琐闻，并未详察细考其行事，便遽下论断，除了武断之外，更多的还是受了门户之见的影响。关于此点，前人也已有所察辨：莫友芝《黔诗纪略》卷十九说：“后人犹以士英故，不免揶揄，则世议之隘，岂公论哉！”道光《贵阳府志·明耆旧传》也说：“乃龙友之贤，而以姻娅之故，卒为世所指摘，世亦好为苛论也哉！”这并非是袒护乡贤。《传论》更以详细的事例，分四项考察了杨氏在弘光一朝的交游行事，指出杨氏并未党附马阮，而是“颇不满士英所为，时有规拂”，(《重麟玉册·王公圣传》附杨文<SPS=0997>传)“委曲调护”复社正人，“保全盖数十计；”(《<SPS=1717>亭遗文·龙友杨公有后记》)援引德才兼优之士，如被阮大铖目为东林间谍的“顾在观”，在马士英幕中颇有调护善类之功；所交游推许者如万寿祺、方文、邢<SPS=0487>等皆志节慷慨之士，由此得出文<SPS=0997>对马阮“行私误国，罗织大狱，搜捕正人是一直不满的，当善类遭危难时，或为之报警，或代为缓解。从基本倾向看，他和马阮之流是有显著区别的，他仍然站在清流一边，仍然不失为爱国的有心人和有志者。”同时也指出他对马阮的才能品质估计不当，对他们擅权乱政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原则性斗争性不足，采取调和态度等缺点错误，但毕竟瑕不掩瑜。可谓持平之论。
后世以马、阮同为倾覆弘光政权的罪魁。平心而论，马阮同中有异，不应等量齐观。马阮同科登第，周延儒由复社推举再起入阁时，阮又在周面前为马说项，使马得以复官，是以南都立国后不顾朝野清议，一意汲引阮氏，结果“弄巧成绌，欲用大铖，反为大铖所用”。(《石匮书后集·马阮传》)然而当阮欲藉僧大悲之案以兴大狱时，却为马所沮，计未得售。南都危殆，钱谦益、王铎、赵之龙等衰衰诸公争相迎降，马氏却拥太后奔杭州；杭城破，又遁入方国安军；丙戌六月江上师溃，又奔入太湖吴易义军中，吴军败后被俘杀，可见是至死不降的。(关于士英之死，记载颇不同。《临安旬制记》附马阮诸奸事迹综括各书所记有七种之多，此据《清实录》)这比起阮氏降敌后又争为入闽先导的行同狗彘自不可同日而语，就是较之钱谦益也是晚节稍胜的。但终于集尤丛毁、声名狼藉，与杨文<SPS=0997>虽终死节，仍未免清流物议一样，不能不说是反映了明末党争造成的历史怨结和明清之际具有民族思想的史学家们特别是影响巨大的浙东史学家们抱持的一定程度的党同伐异之见。而文<SPS=0997>又不同于马氏，岂能仅以乡谊姻亲关系为分清浊、定是非的标准呢？此点辨明，则以后的苏州除奸，浦城就义也才能有正确的评价。
大节既明，然后其诗画可论。《传论》辟专章论述了杨文<SPS=0997>作为爱国诗人的诗歌特色和特点：以为杨诗“言之有物”，“情溢乎词，感人甚深，”“独具声情”， 继承了屈原以来的爱国主义光辉传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作者认为“他的爱国诗篇，比陈子龙也并无多让”则似尚可商榷。《传论》多方搜求现存杨氏传世画迹，探讨杨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成就。指出杨氏与董其昌并无师承关系。杨氏主张的师法造化，广收博取，“耻向他人逐脚跟”的进步主张，与董其昌的师法古人，摹古复古的形式主义大异其趣。认为其作品内容，主要是写实的模山范水之作，努力表现的是大自然的雄奇幽峭。说他的画作“盛于骨力，而略输，华滋；偏于枯淡，而稍见沉厚”，但杨氏并非专业画家，只是政事之暇，诗文之余，以消遣自娱，不脱文人才子习气，称他为“优秀的山水画家”似乎评价过高。
(《杨文<SPS=0997>传论》，自坚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年三月版，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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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