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记得一九八七年第一次读时，非但没有感觉到读梅勒的作品是“人生的一大快事”(美国《新港纪事报》评论)，相反，倒生出些窘迫和凄凉来。因为面对梅勒“近乎完美无瑕的技巧”和“巨大的成功”，你几乎目瞪口呆可无话说。梅勒究竟离我们太近了，一洋之隔，倒不如古典作家可任意品评掩去些令人尴尬的比照。也许有碍于斯，也许是梅勒的成功在于“暴露的真实”，有悖于某种社会的需要，总之，国内散见几篇评介文章之后，大家似乎隐约抱定了沉默。
例如，梅勒先生也是一个“造反派”。他的经历在年轻的时候，也和我们一般中青年作家差不多。他生于一九二三年，一九四四年也就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太平洋部队当过兵。那时候的美军装备比不上现今，和我们的上山下乡差不了哪去。再之后就是考入巴黎大学，再之后就是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像反战示威、竞选纽约市长之类。从他早期的作品看，梅勒无疑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欣赏无政府主义或者吸毒什么的。他的政治主张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失败和痛苦是注定的。如果说，后期现代派的作品中的痛苦和绝望，大抵都能分娩出高尚的本真和人道主义精神，是基督教文化使然，那么，《刽子手之歌》中加里为争取死亡权利和地狱里的爱情同整个资本主义法律的抗争，这一具有深刻反讽意义的悲剧与绝望，则是由梅勒悲怆庄严的理想主义和独特的同情心构成。同情心的“独特”是说，按一般的道德原则是维护人的生存权利，而梅勒却同情和鼓励加里对死亡的选择。这一惊世骇俗的英雄主义之举对中国人的生死观来说，当然难予接受，对讲求博爱与宽恕的西人来说更不可理喻。但是梅勒成功了。他懂得如何尊重读者，和他一道带着理想主义激情，去理解他用近百万字描绘的道德困境：既然加里已经对现存的世界绝望，并且相信灵魂不灭来世可以变个什么，为什么要阻止他呢？这一“独特”的同情似乎有悖人道，但犹太教关于人的教旨是：人在伦理上有自由选择权，也负有责任。这一《圣经·旧约》的观点，也给基督教伦理学以重大启发。因此，作为犹太作家的梅勒有更充足更人道的理由发问，并使这一发问更具古典主义人道精神。
梅勒似乎也经历了一个浮躁的阶段。竞选失败、理想苦闷，成名后也打过离婚，甚至当众与糟糠之妻动起刀子。社会上多有谴责，于是他就利用自己的专利，在小说中剖白自己。例如在他六十年代的小说《黑暗中的军队》中，他以主人公之便，迫不及待地宣泄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指向。尽管这部作品给他带来巨大的声誉，但强烈的主观色彩使后人读起来不敢恭维。这大抵和新时期文学刚起步时，最先抢向潮头的一批中青年作家的经历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梅勒并没有就此变得很灰或者玩性十足，在一己的情怀里营造那攥得出水的孤独，诚如那贩豆腐的小贩，一朝抛不出去便骂人不识货。
在长达百万字的《刽子手之歌》里，梅勒变得异常冷静和谦和，带着一个成熟男人那种忧伤而又低沉的调子，宁静也又壮观地叙述出上万个真实、生动、准确而又意蕴深邃的生活画面，近百个和主人公一起分享精彩的人物。他用他的天赋和观察力，集中了无数个“表象下面有着潜在特征”的生活细节，使任何一个读者都无法获得思考本书以外的机会。你只能在梅勒的世界里徜徉，因为你不可能比梅勒知道的更多；你只能在被梅勒的天才覆盖，在他洪水般的真诚和同情面前安静下来，同他一起反复咀嚼加里和加里周围世界的精神痛苦和原始罪恶。同他一起去理解一个囚犯为什么“要带着尊严去死”，在刑前的几天里，安然坦率地签署出卖自己眼睛、肾脏、脑组织的合同，出卖自己生活经历和精神活动的版权。所有这些生命本能的痛苦积累，无疑调动起人们的文化本能，深入到精神痛苦的最深处，集聚着形而上的巨大透破力，去完成对社会异化的超验批判。从而在人与社会的荒诞秩序，生命与灵魂的初始愿望，个体与群体的道德困境的思考中，体验出最纯正的悲剧快感。
说到底梅勒是在写人。写加里的生死和绝望，写他本人的痛苦和提问。但唯有真实才可能产生痛苦，产生悲剧，才能脱胎出高尚的宗教精神和完美的人性。但真实不是现实。这也许就是我们对现实理解上的偏差。现实的扭曲和异化，有时使人无法确定生活的空间和位置。于是梦幻和荒诞就成为后期现代派的主题，并由此产生出多变灵活的表现形式。说这一流派已濒临绝境，多少有些不怀好意。事实上，作为“非虚构小说”的代表作《刽子手之歌》或许能证明这样一个趋向：经验模式的传统现实主义和虚构模式的现代主义的渗透与互补，在更高的文学层次上获得空前的生命力。
人有时是要过瘾的。例如在高境界的精神领域内漫游。但过瘾的作品实属不多，《刽子手之歌》算是一部，但又是外国的。好在这部书无论从政治上还是艺术上，于我们都有些积极的意义，至少它沾带着现实主义的血缘基因，倒是不该疏远了才是。
(《刽子手之歌》，〔美〕诺曼·梅勒著，邹惠玲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版，上册：4.00元，下册：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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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波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