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的“身世”很怪，人们多有不晓。“谶”是所谓神的预言，而“纬”则是神学与经学的结合。“纬之为书，比傅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谊”(《释名》)。谶纬之学大炽于汉代，自汉武帝号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迅速上升到“圣人”的地位，同时六经也作为“圣典”为皇权所用。但经学毕竟是古传之物，难与现实吻合，由此诱发了将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其始作俑者系一代大儒董仲舒，他以战国时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为先导，以儒学为中心，以“类”、“数”为界说，将道、法、阴阳、五行等诸说兼容并汇，创造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成为经学与现实结合的先声。其后，儒教愈发神化，经学愈发得宠，加之王莽篡政、刘秀复汉，王朝起伏跌荡，争霸者无论在朝在野，都想证明其实现霸业是神的安排。于是汉代一批方士化的儒生显灵了，他们围绕经学编派种种骇人听闻的神话，一方面将孔子奉为“教主”，另一方面又忘却了“子不语”的古训，建立起种种神奇怪诞的学说。
值得强调的是，儒生们制造谶纬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逢迎皇权，达到“挟亡灵以令天下”的目的。帝王们也确实将这些方士奉为上宾，每遇日食月食、狂风骤雨、人间怪异、自然灾变，都要请他们界说明察，以解“天人感应”之预兆。《谶纬论略》中即辑录了百余种古人关于日、月蚀的占验和征兆，像“臣子谋，日乃蚀”。“主骄慢，日月失明”(《开元占经》)等等。汉光武帝也是以谶语：“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为根据，发愤兴兵，再成汉家霸业的。
然而，“亢龙有悔”(《易经》)，物极必反。谶纬原本人造之神话，随用随编，并无专属，皇家适用，平民亦可适用。汉末黄巾军即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语以毒攻毒；曹魏也以谶语：“代汉者魏公子”(《春秋·正版谶》)证明灭汉乃天经地义。如此神化之学，渐成灭国之利剑，令人望而生畏。所以魏晋时代皇家已深知谶纬可兴国亦可灭国，成霸业之后立即禁绝纬书之流传，后世均作此举，谶纬从此飘零散落，渐至衰灭。时至今日，虽几经历代后学暗中整汇刊抄、集结注校，终因时过境迁，再难成后汉之盛况，更无当年涉世之伟力，仅成二三学子抱残守缺之物。
作为一门屡遭查禁的“绝学”，今人要想理出些眉目来，确实困难重重。《谶纬论略》的作者广阅古今有关典籍，详加整理、阐述，终而成书。作为“四十年来第一部”，确有其意义。
谶纬实为由神话与传说组成的神学秘籍，通篇用语隐微、例说荒诞、虚实并储、鱼龙混杂。故长期以来，被视为“封建迷信”、“历史糟粕”，而很少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不过，读罢《谶纬论略》，却令人感到，无论在史学还是在其它的意义上，都不应无视谶纬的存在。首先它曾在后汉与古经比肩并立，被尊为“内学”和“秘经”，并且曾有取代经学之态势。对于如此显赫一时的学说，无视其存在并不能证其不存在，不究其内涵则难以体察古代之文化氛围及价值取向。再者，纬书的篇目极其可观，史称八十一篇，其中既有大量的神话，也掺杂着许多信史和科学知识。例如，《春秋纬》中即载有：“月为阴精，体自无光，藉日照乃明。”这些内容虽服务于荒诞之说，却无损其科学价，值。正如古人所说：“经明其义，纬陈其数；经穷其理，纬究其象，纬之于经，相得日彰”。(《诗纬集证序》)此说虽嫌过分推崇，但可以从中认识到，了解谶纬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学说的重要。
谶纬的典籍极其零乱，不易见到，即使见到了也往往难以悟得深透。《谶纬论略》是按照现代的学术观点分章立目的，作者在广集史料、详推细考的基础上，阐幽发微，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谶纬的发生、发展、兴替、流变及影响，叙说兼济古今，脉络清楚，并且理清了许多疑点和问题。例如，关于谶纬起源，就列出了十二类说法；同时还对八十一篇纬书逐一考证源流，实乃不易之举。尤其是在阐述谶纬与政治、社会、宗教、科学和历史等方面联系时，作者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很有些临危不乱、无诓无玄的勇气。
(《谶纬论略》，钟肇鹏著，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九月版，5.00元)
品书录
俞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