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笑声，是伏尔泰主义的特征。狄德罗<SPS=0502>称他为“湖边的老土匪”，几分亲密，几分微议，似嫌他不该用笑声去作战。狄德罗毕竟年少气盛，不明白敌手之低下，尚不配使用更正规的武器。伏尔泰只有以笑声迎战，才不致辱没自己的智慧，才不致忽略对方的智慧。
伏尔泰老是拿“教会的荣誉”、“宫廷的尊严”乱开玩笑。他说，从前有一个泥腿子，叫“老实人”。“老实人”进城遇到了六经欧洲废君，失去王位却呈泼皮威风，吃饭赖帐，遭到意大利人的奚落哄笑。“老实人”起初不可思议，后来又听说宫庭社会暗中还流传有一种脏病，方有所悟。那脏病翻过来是一页“病历”，翻过去就是欧洲联姻王室的“家谱世系”：
侍女的病是一个方济会神甫送的，神甫的病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
伏尔泰言罢，随即就是一阵开怀大笑，连马克思都听到了这一阵笑声。《马恩全集》第十三卷第435页记载有马克思耐心描述的一则轶事，说伏尔泰当年有四个敌手，他就在家中喂养了四只猴子，分别取名为那四个敌手的姓氏。马克思说：
伏尔泰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养它们，不赏它们一顿拳脚，不拧它们的耳朵，不用针刺它们的鼻子，不踩它们的尾巴，不给它们戴神甫的高筒帽子，不用最难以想象的卑劣方式对待它们。
伏尔泰每年只有一天不笑，那就是圣巴托罗缪之夜。每到这一天，他不仅不笑，而且浑身发烧，大病一场。二百年前的那场宗教屠杀，惨死者达两千多人。巴黎各教堂的狰狞钟声，胡格诺教徒临死前的呼救声，魂牵梦回，声声在耳，使二百年后的伏尔泰辗转反侧，不得安宁。
每到这一天，他给朋友写信，总署上一个怒吼着的名字：“écraser L’inf<SPS=2347>me——踩死败类！”后来干脆缩写为“écr.Linf”，以致有一个拆看他信件的检查官，竟以为这些信的作者确有其人，就叫écr.Linf先生。
伏尔泰的“败类”究竟何指？两百年来一直争论不清。搞历史的人有四种解释：天主教、基督教、所有的宗教、宗教狂热者。大概第四种解释比较可信。伏尔泰内心并不缺乏宗教感情，他排斥的是宗教狂热，不容异端。那才是走火入魔，是一切迫害行为、残忍行为的病根。
为此，他经常放下手头的著述，为街头的宗教迫害奔走呐喊。他为卡拉、西尔文、拉巴尔、康普等一切宗教迫害牺牲者鸣冤叫屈，官司一打就是十年、二十年，亦在所不惜；为此，他痛心启蒙运动内部的分裂，认为外面的宗教迫害断不能演变为同仁间的学术迫害。他和卢梭的争吵是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幸，但到了垂暮之年，他还是向卢梭伸出了宽容之手。他曾同时向七个地点发出邀请，请那个流亡者到他的隐居地来避难。某一天，突然有人诈喊：“卢梭来了！”
伏尔泰闻言，掷笔惊叫：“这个不幸的人在哪？快让他进来！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
伏尔泰在笑声中流泪，一生写有十五部悲剧。最使东方人感兴趣的是他的《中国孤儿》，总标题为“五幕孔子伦理剧”。那故事原称“搜孤救孤”，在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却被伏尔泰移植为法语演唱，用来宣扬儒教文化中不畏强暴的精神力量，伏尔泰让得胜的成吉思汗向失败的中国士人如此述说：
你把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了胜仗的君王。忠勇双全的人值得全人类尊敬，从今后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
马克思读过这个剧本，后来总结为“征服者被征服”。伏尔泰如此崇奉这个“征服征服者”的文化，以至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室内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认为孔子训导的儒生讲究气节，讲究尊严，还讲究坐怀不乱，道德上远比巴黎文人来得清爽。他只有用中国的蓝花瓷碗，才喝得下巴黎送来的咖啡。
不过，他并不同意儒家一味崇古的原始主义，更不能想像他的《中国孤儿》可用来夜郎自大。借着与卢梭辩论，他微笑着说出以下意见：
中国在我们基督纪元之前两百年，就建筑了长城，但是它并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
伏尔泰在哪里笑？一直笑到什么时候？一七六○年，“老土匪在答复别人提问时写道：‘我在我的隐居地做什么？捧腹大笑；我将要做什么？一直笑到死。’”
三十年后，巴黎人补行国葬，迎回了这位一直笑到死的哲人遗骨。塞纳河边，万人空巷。他的心脏装在一只盒子里，永久存放于国家图书馆。盒子上刻着他生前的一句名言：
“这里是我的心脏，
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从此以后，人们才知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法国人为何把狄德罗称为“叫着的狄德罗”？猜想起来，大概是因为狄德罗在启蒙运动中最早叫出了无神论的口号，而且把这个口号叫得最响，也最为激烈？
在那个时代，人的激进与否，未必如后人想象——是以政治观点为标准，而是以神学观点为标准。伏尔泰也好，卢梭也罢，对尘世间的权威，一律是说大人，则藐之，碰上一个说一个，毫不留情。但对天国的权威，则是笔下留“神”，至多说到自然神论为止，从未走到无神论的一极。他们反对的是宗教狂热，而不是宗教本身。他们之所以保留宗教，与其说是认同宗教的认知价值，毋宁说是保护宗教能够维系人心的道德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伏尔泰才说：“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谁能料想，就这句话被我们的教科书作者抓住了尾巴，如获至宝，到处引用，非说人家保守，还“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唯独狄德罗称心，唯独狄德罗勇敢。他不仅与宗教狂热作战，还直接向宗教本身宣战。《百科全书》中狄德罗写得最多，共计条目一千二百九十六条，凡是能够抨击上帝的地方，他都不放过，竭尽嘻笑怒骂之能事。他在无神论旗帜下召来两个泼辣写手——霍尔巴赫、达兰贝尔，吓跑了伏尔泰，也惹恼了卢梭。狄德罗之所以被捕，不在于他的文字有辱陆军大臣的情妇，而在于他《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触怒了僧俗两界，也触怒了包括启蒙派知识分子在内的法国思想界。无怪乎拉美特利有一次说到，狄德罗只借助一个盲人就开导了整个宇宙，而他自己却被关进了漆黑的监狱。
二百年过去，人是由上帝创造，还是从猿猴演变而来——已成了一个愚蠢的论题，不值一辩。但是，因为真理的事后普及，也可能会造成一个历史前置的错觉：既是如此简单之常识，那么当然是谁叫得最早，谁叫得最好。事实不然，法国革命当年因无神论激烈而出名，也因为无神论激烈而蒙受灾难，付出了过多的代价……
代价之一，是激起了全欧洲的反动。笃信宗教的农民首先从旺岱起事，迅速蔓延至法兰西全境。全欧洲僧俗两界在“圣战”的旗号下扭结起来，向无神论的巴黎宣战！巴黎人坐守孤城，成了“一小撮”，成了“极少数”，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老鼠”再革命，“街人”再反动，力量悬殊却是就此铸成，怎么也扳不过来了。
代价之二，是使革命党的革命哲学本身因此扭曲，从扭曲也走向“反动”。大革命摒弃宗教以后，社会动荡，人心道德无所维系。革命党不得不强化道德说教，强化政治与道德的联系。凯撒与耶稣集于一身，反而出现了自己本身极欲反对的专制倾向：政教合一。罗伯斯庇尔说：“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一时传为革命名言，实际上包含着多少无奈，多少尴尬。美德从前以对上帝的敬畏为基础，上帝抽空，美德只能以人们对恐怖的畏惧而行。美德与恐怖结伴，既恶化了政治，也败坏了美德。不道德者，强迫你道德，不自由者，强迫你自由，实际上是制造假道德，伪自由。这与大革命之初衷——人人生而自由——相差何止以道里计！
百般无奈，左右尴尬，罗伯斯庇尔不得不自己穿上了袈裟。一七九四年五月，大革命推倒神龛，又设祭坛——建立最高主宰节，罗伯斯庇尔主祭开教大典。同一年，罗伯斯庇尔开始清算无神论。在一次拿破仑称之为最出色的演讲中，罗伯斯庇尔点出了百科全书派的名字：
这一派人以极大热情传播唯物主义，远远不满足于仅仅摧毁宗教偏见。实用哲学的很大一部分就渊源于此。它把利己主义变成体系，把成功看作正义和非正义的尺度，把世界看作狡猾的骗子手的资产。这一派人包含为数众多的野心勃勃的江湖骗子！
法国革命最热闹的场景，美国人形容为：“那全是帆，没有一根锚。”法兰西不是没有维系人心的锚链，那是百科全书派过早过激的宣传斩断了这根锚。千帆竞渡的结果，使法国大革命堤溃水漫，一片汪洋。罗伯斯庇尔恨恨而言，那不是革命，那是“一场国内战争，国际战争，还兼一场宗教战争”。到头来，最激进的革命党，在革命最激进的阶段，不得不反过来啃噬最激进的革命学说——唯物主义无神论，一七九四年的这一幕，不仅令狄德罗难堪，也令后世一切跟着叫的教科书作者难堪。由此看来，伏尔泰说的“没有上帝，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虽然刻薄，不也道出了几分大革命运行轨迹的客观必然？至于这个“湖边老土匪”所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那更是至理名言。能不能类此推出狄德罗的逻辑呢？——谁叫得最早，谁叫得最好。那就不是逻辑了，那是狄德罗的教训，那是狄德罗的遗憾。
一谈到卢梭，感觉大变。是贬？是抑？是厌？是喜？——都不能达意。谈伏尔泰时的轻松，谈狄德罗时的讥诮，是怎么也保持不住了。
谈点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分裂吧。
伏尔泰曾挖苦过卢梭：“读尊著，使人渴慕四脚爬行”；狄德罗曾抱怨他的“每一个思想，都受到了卢梭的干扰”，说他们这群人与卢梭的分裂，“是天堂与地狱的分裂”。
是什么样的分裂，使得这群人坐立不安，恨声不绝呢？
分裂之一，是卢梭的历史哲学：他控诉文明进步的罪恶。这是最触犯启蒙学派忌讳的地方。启蒙的旗帜是“理性”，启蒙的基石是“进步”。而卢梭却在森林中徘徊沉思，忽如狼嚎般狂吼：“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性是感性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背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堕落……”
分裂之二，是卢梭的政治哲学——洛克算老几？英国代议制又是什么东西？殊不知他卢梭痛诋之物，恰是老伏尔泰最心爱的东西。伏尔泰终身不渝，信奉的就是洛克思想，英国制度。卢梭却从本土笛卡儿那儿借得一块先验论资源，独辟出大陆一派政治哲学：以第一原理演证政府与社会来源于一纸契约，既如此，有履约者悔约，就有订约者毁约。于是就有了革命有理，造反无罪，老百姓就有了起义权、弑君权、推翻政府权、再订契约权，等等等等。
分歧之三，是卢梭的社会哲学：老伏尔泰风度翩翩，出入于上流客厅；小卢梭则是风尘满面，仆仆于街头鼓动。伏尔泰欣赏有教养者的清明理性，那才是社会稳定的柱石；卢梭则鼓噪无套裤汉的汹汹怒气，认为街头自有活水来，有道德，有激情，方能荡涤上流社会的污泥浊水……
法国大革命失败，启蒙运动烟灭灰飞。卢梭哲学成了下一个世纪、再下一个世纪的百年笑柄：
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敲打着卢梭的庐墓，笃笃有声：“拿出考古证据来，证明你的社会契约来源于远古时分，有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书面合同！”
二十世纪的英国分析哲学则指着希特勒的肖像，数典骂祖：“从雅各宾专政到冲锋队运动，历史上举凡浪漫主义的精神狂热，哪一样找不到你卢梭思想的罪孽？”
人们把法国革命的恐怖，归咎于卢梭；把二百年来旧大陆起义成瘾，革命成疯，也归因于卢梭，归因于狂想乌托邦，说大陆学派是潘多拉的盒子。
耳闻身后骂声不绝，卢梭冥府垂泪，当该继续哭诉；老伏尔泰则应称心如意，捻髯含笑了。于是，如果让另外一群哲学家比如康德，比如罗尔斯，比如韦伯，来作评判，又该作何感想呢？
康德说：我没有激情，却能掂量卢梭的分量。我的客厅从来只挂牛顿和卢梭的画像。牛顿指向理性数轴的无穷大，卢梭则指向同一根数轴的相反方向。都说，学哲学者，必先通过我康德这座桥，人们知道不知道，我康德首先通过了卢梭这座桥。
罗尔斯说：我积二十年心力，写成《正义论》一书，本世纪七十年代方才出版。我没有改换卢梭政治哲学，只是移动了一下它的立论基础，从杜撰一场远古契约移到了严密的逻辑论证。假设也有一道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从头罩下，社会中人谁不知道自己在既存秩序中是受害还是得益，人们的选择将会怎样？我以数学方程演证出的模式恰与卢梭当年用契约合同推测的结论相合：人们将不约而同，奔向卢梭那把大镐，刨出社会老根，刨出一块价值重建的空白起点。
卢梭以激情见长，他的契约论是诗；我以冷静著称，我的正义论是数学，想不到诗的语言和数学的结论竟不谋而合。由此可见，以法国革命成败的卢梭、伏尔泰之成败，以欧洲二百年历史成败论大陆、英美学派之成败，是否为时尚早？
韦伯说：经验论、英美派根在历史，或可称为实用理性。先验论、大陆派根在逻辑，或可称为价值理性。可悲的是，人类理性有两股源头，社会发展却只有一条河床。当两条大河争夺一条河床时，或是江河改道，或是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一一这就是法国革命式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当然不该重演了。但是，人类切不断历史，也离不开逻辑。前者是长度，累计人类历史之渊源；后者是宽幅，测量人类自由意志之探险，人类精神借此获得二维空间。若要向第三维——高度飞跃，进入三维空间，必须历史与逻辑的共同扶持：历史作轮，提供足够的滑行速度，逻辑作翅，提供应有的起飞升力……
必作如是观，我们方能理解老黑格尔在启蒙运动之后的殚精竭虑：他为何提出人类史当是一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史？他为何留下那句睿智无比的格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他的这句格言如今已被到处引用。其实黑格尔本意，有着当时具体的针对性，是站在第三维高度上发言，凝结着他综合启蒙运动分裂，综合大陆、英美思潮分野的良苦用心：前一半总结的是经验论、实用理性、英美学派、伏尔泰，后一半总结的是先验论、价值理性、大陆学派、卢梭。也就是说，你卢梭喝令江河改道，要出大乱子，你伏尔泰占着河床不放，一水独霸，到头来也会水源枯竭，河底焦裂。你们两者齐力，一边拓宽河道，另一边疏浚淤泥，两河并作一水流，方能双源并下，交汇聚合，融入壮阔之海洋。
事实也确然如此！
(《睿智与偏见——伏尔泰随笔集》，余兴立等选译，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年版，3.25元；《狄德罗传》，〔法〕安德烈·比利著，张本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版，1.60元；《走向澄明之境——卢梭随笔与书信集》，何祚康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年版，5.00元)
朱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