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贡于一九二四年出生在法国丰特内—孔特的一个极其贫困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由于生活悲惨而参加殖民军背井离乡，在印度支那熬了十五年才当上个中士。他在军营里常靠读书来打发漫长的时光，因此他在拉贡八岁那年去世时，留给拉贡的除了爱好读书的习惯之外一无所有，拉贡完全靠自学才获得了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
拉贡十二岁时从婶母那里得到了一张父亲的照片，从此一直带在身边。他渴望父爱，在二十一岁时认识了为人宽厚的亨利·普拉伊之后，便把普拉伊当成自己精神上的父亲。普拉伊在二十年代曾经领导过“无产阶级作家小组”，一贯主张“无产阶级的文学是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作家所描写的无产阶级的生活”，即使在受到法共的批判之后仍信念不改。在他的关怀和鼓励下，拉贡致力于无产阶级文学史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人民作家》(一九四七)、《工人文学史》(一九五三)以及评传《卡尔·马克思》(一九五九)等优秀著作。也许正是由于普拉伊的影响，拉贡与以阿拉贡为代表的法共作家格格不入，对以萨特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也不以为然，以至于身为作家却不得不长期靠兼职谋生。他先后当过搬运工、助理会计、农业工人，在塞纳河畔卖过七年旧书，还在装饰艺术学校教过建筑学。
随着文化修养的提高，拉贡对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从事艺术批评，发表了《抽象艺术的命运》(一九五六)、《现代建筑学》(一九五八)、《今日绘画》(一九五九)、《新艺术的诞生》(一九六三)等一系列权威性的著作。然而普拉伊认为他这样做是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背叛，两人的关系由疏远而至分手，直到一九八○年拉贡出版了表示自己不忘本的小说《母亲的乡音》之后才重归于好。而普拉伊就在这一年与世长辞，使拉贡犹如失去生身父亲一般深感悲痛。
特殊的境遇使拉贡身上集中着在常人看来无法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他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农民的儿子，对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了反抗精神。他不仅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积极从事工会活动，而且总是身穿一件红色的羊毛衫，由于在上个世纪的“欧那尼之战”中，法国作家泰奥菲尔·戈蒂埃(一八一一——一八七二)曾经穿过红色的衬衫，拉贡认为红色就是集合队伍进行反抗的标志。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绝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是个先锋派艺术批评家，是画家们的朋友。与农民的文化相比，他更喜欢富有现代特色的文化。然而这些矛盾在他身上却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一方面他固然热爱艺术，但鉴于艺术品一旦成名便变为商品，艺术品收藏家成了投机商，因此他对艺术界的封闭和铜臭深感不满，认为当代的艺术已脱离现实，所以从一九六九年起便放弃了艺术批评而开始研究艺术史。另一方面，他置身于上流社会之后，对自己出身的农民阶级始终有一种悔恨和负罪之感，因此他每年都有一半时间远离巴黎的文学艺术界，到奥尔良森林附近的一个农庄里去修养身心。就连私生活也奇妙地适应了他的转变过程：他的第一个妻子是无产阶级出身的英国人，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一年；第二个妻子是新西兰的封面女郎，是个资产者，他们一起生活了四年，其间频繁出于巴黎的上流社会；第三个妻子则兼有前两者的气质，拉贡认为她是前两个妻子所代表的两种文化相结合的完美象征，迄今为止他们已和谐地生活了二十二年。
拉贡今年六十七岁，发表的诗歌、随笔、小说、回忆录、艺术批评著作等已达七十部之多。自从发表成名作《肖莱的红手帕》(一九八四)以来，他的小说屡获成功，他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专业作家。不过他在内心深处还总有一种无法消除的焦虑：“无论我读多少书、写多少书，我始终是一个自学者”，因此他认为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自由人而又不否认自己的出身。正如农奴怕被领主发现后驱逐出境一样，他要把作品当成自己的掩蔽所，所以总感到自己写得不够，同时他自知余生有限，不可能再重返他出身的阶级，只能努力用自己的笔来反映农民的生活。
有人考证出一六六六年在法国西部的旺代地区有过一个名叫马蒂兰·拉贡的农夫，而拉贡的祖父母也确实在旺代的一个城堡里当过仆人，拉贡便认定自己是旺代人。旺代在法国大革命时是保皇党人发动叛乱的地方，拉贡则认为旺代的叛乱实际上是一次被保皇党人利用的农民起义，因此他不仅正在撰写一部反映法国大革命以后旺代地区城堡里仆人们生活的小说，而且要把他的艺术才华贡献给农民——编一本关于当时旺代地区农村景象的画册。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