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原是“哲学家”的本义。然而，曾几何时，这种意义出现了令人迷惑不解的变化。“哲学家”的桂冠更多地戴在了那些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专门研究的“专家”、“教授”，他们的个人生活被视为与他们所研究的内容无关。相反，那些没有进入专家行列或不愿受到约束而脱离这种行列的人，他们由于从自己的生活中提出和探寻问题的本源而被排除在“哲学家”之列，或者被视为玩弄雕虫小技或大逆不道。这种现象不禁令人深思：如果“哲学家”应该是专家或教授，那么，他们究竟是爱智慧的“哲人”还是拥有智慧的“智者”？如果他们只是“智者”，那么，何谓“哲人”？
苏格拉底曾自诩为“爱智慧的人”，意在强调他的身份与那些“智慧的人”即智者们不同。智者们是以所拥有的智慧和知识换取冷冰冰的金钱，而“爱智慧的人”则是追求智慧的人，这种智慧是辨明和获得善的生活的才能，是关于最普遍和最重要的问题的知识。哲人所要解答的问题是人生的意义和人应该怎样生活。这种问题显然不同于那些以外在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人们即科学家提出的问题。科学家们关心的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共同世界，使用的是可以检验的共同手段，提出的是能够证实的客观结果。而哲学家则不同。他们固然都在解答人生之意义，但答案却可以判若云泥而又并行不悖。从本性上看，正是这种答案的多样性才使哲学成为“爱智慧”，正是哲学家思想的独创性才构成了哲学发展的生动画卷。这种独创性的来源不是哲学家接受的知识和前人提出的问题，而只能是哲学家个人生活的体验。离开这种体验，哲学家就会变为专司某种技能的匠人；没有对生活之痛苦与磨难的沉思和升华，任何聪明的匠人都不会成为哲学家。翻开西方哲学史，我们看到的是，哲学家们的独特生活与体验往往可以作为他们伟大思想的有力注解：柏拉图创办的“学园”是他《理想国》的雏形，培根对实验研究的浓厚兴趣使他创立了一种新的获取客观知识的方法，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来源于他父亲的死给他的巨大打击，如此等等。这些哲学家具有一种共同的禀赋，他们都对人类的命运抱有深切的关注和同情，都对真理的追求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他们或者饱经沧桑，或者极富想象。他们把自己的悲欢凝结于博大的沉思，他们用自己思想的闪烁照亮人类行为的航向。耸立在我们面前的不只是宏大精美的理论大厦，还有那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的形象。这是一些血肉可辨的生灵，这是一些甘为涅<SPS=0566>的神<SPS=1284>。记得罗素在谈到他的哲学动机时曾说过，驱使他走向哲学有三种动力：对爱的渴望、真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同情。这就是哲人的内心自白。
遗憾的是，当今在阅读西方哲学史这部记录着人类智慧的大书时，人们往往把眼光盯在哲学家们构造的理论大厦上，盯在哲学家殚思竭虑的结果中，遗忘了这些理论大厦的根基，遗忘了这些结果的动因，一句话，遗忘了哲学家这个“人”。这种阅读方式与其适用哲学史，不如更适用于科学史。科学的发展以科学理论和实验结果为其基础和起点，因为只有这些结果才是可以用于验证的。但哲学的发展与科学有着不同的特点，它的基础和起点不是哲学家们提出的某种理论体系，而是作为这个体系之肇端并隐藏于其中的初始问题。正是对这种问题的思索与解答，方构成哲学家们的理论大厦。所以，康德哲学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而在于它提出了人类的理性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同样，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意义也不在于《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对当代语言哲学的影响孰大孰小，而在于它对人类最基本的语言活动的关注。这就是一切哲学大厦的基础，这就是所有哲学活动的意义。如果我们把人类文明的发展比作建筑一座大厦，那么，哲学家的工作就是为大厦的奠基清除障碍；如果比作一场游戏，那么，哲学家就要为游戏制定规则。正是哲学工作的基础性决定了它与科学研究的本质区别，也正是这种基础性造就了哲学家们的特有气质：这是一种类似诗人的气质，是一种既有丰富想象力又有严谨探索精神的气质。这就是“哲人”的风范。
哲人的魅力在于这种大家风范，而哲人的造就更来自天赋的感觉。以往，我们谈及成功者的秘诀，总是过分强调勤奋的作用，却把占成功因素十分之一的天才成份略而不计。殊不知，没有这份天才，纵然有百分之百的努力也与成功无缘，正如雄鸡无论如何努力也永远飞不上蓝天。科学的成功需要天才，哲人的造就更需要天才。成功的机遇总是降临于那些赋有天才而又勤奋的人们。在这里，“天才”并不意味着生而知之，而是一种天赋的感觉。良好的感觉能使科学家捕捉到成功的瞬间，能使政治家在险风恶浪中游刃有余，能使艺术家进入忘我境界，甚至能使运动员在竞技场上超水平发挥。同样，哲人的造就更需要这种感觉，没有这种良好的感觉，很难想象哲学家们对自己理论的自信。只有在这种感觉下，笛卡尔才会以梦确信自己努力方向的正确性，莱布尼茨才会在取得博士学位后仍能把“以火一般的热情去探索世界，在科学上博得伟大的声望”为自己的志向，休谟才会弃商著书，费希特才会拜康德为师，尼采才会在偶读叔本华的《世界之为意志和表象》时萌发哲学意识……这一切绝非仅靠勤奋而能获得。唯有良好的感觉才能使哲学家顿生奇想，才能使他们写出一卷卷流传千古的哲学宏著。这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天赋，这是一种无需强求的本能。通观整部哲学发展史，所有哲学家不无例外地具有这种天赋和本能。换言之，这就是成为“哲人”的基本素质和首要条件。
当然，良好的感觉并非与生俱有。无论对哲人还是对其他领域的专家而言，要获得这种感觉，或许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我们绝不能由此忽略或否认这种感觉的重要性，正如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一样，我们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先天素质。每当我们凝视哲人肖像，他们那深邃的目光、有棱的嘴角和宽阔的额头，总会使我们为之心动。在这些大脑中，不知隐藏着多少伟大的思想，不知发生过多少猛烈的风暴。这是一片神奇的世界；知识在这里变为仆人，聪颖在这里化作小慧。一切学识都在天赋感觉的光环下得到升华。勤奋可以使人成为学者，但若没有天赋感觉，则永远不会成为大智大慧的“哲人”。这就是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的区别。或许，我们大多数只能作为(事实上也是)哲学工作者，而唯有感觉敏锐、天资过人者方能步入“哲人”的行列。这固然无意贬低哲学工作者的作用，而只求不可以工作者的尺度衡量哲人，不可以专家学者的严谨冷静评判哲人特有的异端无常。詹姆士曾把以往的哲学家分为“柔性的”和“刚性的”两种人。前者包括那些“按原理行事的”理性主义者、信仰自由意志的唯心主义者、宗教的和乐观主义的思想家，后者包括那些“按事实行事的”经验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决定论者、非宗教的和悲观主义的思想家。但无论是哪一种思想家，他们都具备这样一种基本素质：敏锐的洞察力、广博的学识和超人的智慧。
话写至此，似乎可以搁笔了。何谓“哲人”，何谓“智者”，应该自有公论。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是“智者”不可强为“哲人”，更不可以“智者”之心度“哲人”之腹。这种意义还在于，欲为“哲人”，须知何谓“哲人”，更须培养感觉、造就自我。当你把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经历中蕴藏的哲理升华为哲学问题，当你能以你所给出的解答作为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指南，只有这时，你才会意识到，自己已步入“哲人”的行列。还是哲人毛泽东那句话：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哲学传奇》，〔美〕雅克·肖隆著，武斌等人译，辽宁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1.40元)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