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举始于宋代，固然是理学渐炽，吏议渐严的原因，但对官吏的严格要求——职官宿娼，不光要受笞刑，还常常丢掉乌纱帽，也反映出对“父母官”形象及政府形象的维护的心理。同时，也形成了礼教与娼妓并行于世的社会怪现状。官员可以合法地拥有三妻四妄，在私生活上满足其需要，却不得或不必狎妓。这或许可以从两方面作出解释。从本质上看，正如恩格斯曾形象地指出过的那样，在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中，妻妾与妓女的区别在于，妓女是“计件”工作，而妻妾则是丈夫招之即来的永远的奴隶。所以，官吏们不必狎妓。从形式上看，则是等级观念的反映。妓女的地位等同贱民，所以官员不得与之私通。因为，“通”则“同”，尊严全无，等级乌无。而商贾市民、下里巴人，反倒不受限制，可以纵情寻欢。
最为典型的是明太祖，他明确了这一制度，干脆设立富乐院，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但“禁文武官员及舍人不许入院，止容商贾出入院内。”(第106页引刘辰《国初事迹》)这就表明，官方认为出入这些场所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但作为封建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的需要，又允许它合法地存在，并向公众开放。这种矛盾的举措自然不可能淳风俗、美教化、正人伦了。明代以后，娼妓盛行，世风日下，“风俗淫靡，男女无耻”，影响十分显然。作为被限制的官吏们，因其浪漫情调被削弱，反倒千方百计去偷吃禁果了，实际上这禁令也基本上禁而未止。从一般官吏的寻花问柳到宋徽宗的微服出访幽会李师师，正说明这种措施的软弱无力。不过，此中毕竟透露出一二分消息，即为官不发财，不贪色的正统观念。它还使我们联想到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些矛盾现象，我们常常听到西方的总统或议员竞选时，一些人因桃色新闻或贿赂案的曝光而不得不狼狈退出竞选的事。这也说明，在西方正统观念中，是把官员作为民众的楷模来要求的。一般人可以小有过失，而想要“领导”民众，就必须在公民心目——尤其是目中完美无暇(尽管不一定是表里如一)，否则，就去为所欲为吧，只是不要做官。这一文化意蕴，因为本书体例的限制，未能展开论述。我希望作者能在“后记”中提到的《妓女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得到深入的讨论。
从三十年代初王书奴写出《中国娼妓史》，到这部《中国妓女生活史》的出版，其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如此漫长的岁月，学者们未能致力于此一重要的社会现象的研究， 或许并不仅仅是疏忽。想来，要么是因学术清高而耻于过问，要么是材料浩繁难以爬梳，或许也因对象丑陋风险太大面唯恐避之不及。况且，谁知作者是不是猎奇标新，耸人听闻，打着“史”的旗号搞展览，出版社也趁机赚一笔呢？带着猎奇的心理来读这部严肃的文化学专著，将会大失所望，尽管不乏可读性。
作为苛求的读者，我感到遗憾的有这样一些：结构上，三编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亦见构思的匠心，但第三编数据较多，有“调查报告”的感觉，在总体风格上前后不尽相同。此其一；第66页对女<SPS=1109>、营妓的营业方式及生活待遇作了简单的推测，似无必要。对一部“史”来说，阙面存疑并不令人难为情，胆大或胆小的假设都会显出蛇足。此其二；第三，对宫女、宫娥、宫妓作了一些界定，但论述中往往又很难分开。另外，算是饶舌，作者显然以笔名问世，这本是作者的自由，从中足见对妓女问题的研究需要何等的勇气。我希望这表明的是作者淡泊的心境而不是心有余悸，因为这并不是本惹麻烦的书。
(《中国妓女生活史》，武舟著，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八月第一版，4.50元)
品书录
刘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