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之风炽盛。玄谈之士谈玄时，势必手执麈尾，这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陈书·张讥传》载：“后主尝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西南松林下，敕召讥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敕取松枝，手以属讥，曰：‘可代麈尾’。”余英时先生由此以为“没有麈尾便不能清谈”，于是推论：“可见用麈尾已成为清谈所不可少的‘礼’了。”(《士与中国文化》第437—438页)余先生的这一推论是为了论证东晋以下社会普遍存在的“情礼兼到”、“缘情制礼”的真精神而作为论据之一提出来的，因此，这里的“礼”这个概念决不会是含混不清的，也不会仅仅为了指“礼俗”中俗的一面而使用它。这“礼”至少应是一般意义(或比较宽泛意义)上的礼，它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一定的仪式，二是有一定的内在含义。笔者认为，这结论值得商榷。
　　麈是一种大鹿，靠摆动尾巴来指挥群鹿的走驰方向。谈士所执的麈尾，状如羽扇，柄端系以麈尾。这种风气缘何而起，遍观史料，无从考证。六朝人清谈，必用麈尾，这是事实。但是不是说，谈士们非得在谈玄时才执麈尾呢？不是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得很明白：“盖初以谈玄用之，相习成俗，遂为名流雅器，虽不谈亦常执持耳。”何充去见王导，王导即“以麈尾指其床曰：‘此是君坐也’。”当时王导是丞相，邀何充共坐，便是用麈尾叩指。王<SPS=0711>病重时，望着麈尾长叹。他死后，刘<SPS=0385>知其意，便“以麈尾纳之棺中”。(以上均见《廿二史札记》)从以上两例便知，谈士们不进行辩难时，也是照样喜执麈尾，与麈尾结下不解之缘的。
　　魏晋以下的士大夫本来就有尚容止，习清言，行步顾影的习俗，而麈尾作为“名流雅器”，自然更为他们所钟爱，常握在手，自以为更增添一份清高玄妙的雅趣。这习俗只有虚誉的成份，看不出与“礼”有什么实在的联系。
　　当时不仅名流雅士手不离麈尾，即便是世族子弟，也屡屡手执麈尾附庸风雅。王僧虔就曾告诫他儿子说：“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不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用，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南齐书·王僧虔传》)望门士族的子弟如此，而寒门出身的官吏，其子弟也往往如此，这在门阀观念甚为严重的当时，不得不让其父辈又多了一份顾忌之心。齐武帝时的镇军大将军陈显达，出身寒门。他儿子陈休尚也喜执麈尾。陈显达很不高兴，曾训诫道：“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资治通鉴》卷138)并当面将他儿子所握的麈尾烧掉。
　　谈士们喜执麈尾，清谈时必执麈尾，仅仅是因为这时的麈尾已成为谈士的一种标志、一种相沿成习的癖好而备受珍爱而已。
读书献疑
王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