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推翻旧注并非易事。千百年来，究心于是者，何能尽数。所注所解，竟能瞒过众人之眼么？但也许正因此，辨误愈难。作者也并非凿空臆说，故作新奇之论，而是暂置旧疏于一旁，径自“本文”入手，凡以为句法不合，文义不明者，便详加揣摩，并从同代人著述中寻找旁证，故每立一训，则“精义古音，贯串证发”，期以“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必求的解。如认为皇考不是父，而是祖先；离骚二字不可分解，而是古楚语中的叠韵词，合表心烦虑乱，忧愁幽思与怨恨之意；又寻常只注为“语词”的“羌”与“些”究竟为何义？作者并有详审的考订。又《离骚》中的“既替余以蕙<SPS=1397>兮”，及《九歌·云中君》中“龙驾兮帝服”，二句语义不明，作者乃审订为“替”系“簪”之错文，“帝”系“虎”之错文，正此传写之误，则宿疑也便得获一解。
用力最著者，是为“乱曰”的辨正。历来治《楚辞》者对之解甚多，然终觉不确。作者乃从“<SPS=0005>”的字形、字义、字音入手，推原其始，寻绎其变，勾画出演化的历史，从而得出结论说：<SPS=0005>原本是治理的治字，<SPS=0005>是本字，音治，治是同音假借字，不是烦<SPS=1120>扰<SPS=1120>的<SPS=1120>字(即今繁体字乱，汉代之后，<SPS=1120>、<SPS=0005>二字因形近而混；更后，<SPS=1120>废，<SPS=0005>行，而失其本义，故后人释义造成混乱)，而《楚辞》中“<SPS=0005>曰”的“<SPS=0005>”就取的是本义，在此作终篇讲，即今语所谓结尾。
此说是否可作不刊之论，固难骤断，但的确有理有据，难以驳倒。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治、乱之辨而涉及的反训问题。按此说由晋代注《方言》的郭璞肇其端(汉人传注经籍虽已有“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之说，但并非言反训之理)，而推衍于清人，及至今日训诂学的讲授及论述亦多承此说，以为定论。所谓反训，即持说者举苦为快，臭为香，乱为治，徂为存等例，以为“诂训义有反复旁通，美恶不嫌同名”。作者以为大误，并逐条予以辨析。说颇详，此不遑举。
在齐佩<SPS=0921>的《训诂学概论》(初版于四十年代，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再版)中，也谈到过反训问题。作者认为反训之说由来有五：一曰不晓同音假借而误认为反训；二曰不达反训原理而强以为反训；三曰不识古字而误认为反训；四曰不知句调为表意方法之一而误以为反训；五曰不明词类活用现象而以为反训。总之，反训只是语义的变迁现象而非训访之法则，它的“奥秘”只在相反相因：相因者，原始之本义；相反者，后来之分化，不可知今而昧古，以为相反即可相训。
两著参读，可明反训之非(至于借反训说所持诸例在语原的推求上观其汇通，则属另一事。如钱著《管锥编》每每拈取反训说的例证，于人情物理，作汇通之观，此乃别申一辞，别辟一理，借题发挥，是洞究事理，而非体察文义，已不可作训诂论)。
《校释》之前，作者著有《离骚语文疏解》，出版于五十年代。若干疑难，当日已得破解。尔时至今，数易寒暑，自又多所创获。然治学之则，却一仍旧贯。故“排难解纷”之外，我以为，《校释》的意义更在于显示了一种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态度。作者在其另一部著述《古语文例释》中言道：“做学问是一种责任”，又云：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并述《例释》之作乃是“于古籍及前人注解，疑其所当疑，信其所可信。反复辨正以示其当疑，严密论证以明其可信。一义未安，稿不敢定。期于达到信信疑疑之信。”《校释》尤为作者平生矜慎之著，其成，亦莫不如是。其份量，亦当在是。
“期于达到信信疑疑之信”，凡治学者，岂可不奉为座右？
(《楚辞校释》，王泗原著，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年二月第一版，〔平〕6.95元；〔精〕9.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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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