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唐<SPS=0348>先生从上海迁京不久，我们就相识了。他住在东四张自忠路段祺瑞执政府的大院里。大门前有两头石狮子，进门往左拐的深处，有一片红楼就是。我当时住在东四十条西口，同他只有一街之隔。我是去请他写书话的。
唐先生的藏书，我慕名已久，可惜那时候他还无法开箱上架，不得一见。印象最深的是书斋对面的一间客厅里，满满地摆着一套笨重而堂皇的皮面沙发，也是从上海运来的。“文革”当中，主人竟以卖废品的贱价处理了。当时的气候是上山下乡，吃忆苦饭，这套皮沙发太不合时宜了。所以直到如今，凡是到过唐府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唐家的沙发很平常，远不如时下刚成家的小青年们阔气。
后来，他搬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四合院，记得原来是李健吾先生住过的房子，对门住的是卞之琳先生。这一回他有了真正的藏书室，书都摆开上架，我曾穿游其间，看到很多新文学的绝版书，大开了眼界。现在，唐先生早就搬进楼房去居住，藏书又都装箱入柜了，只在卧室兼书斋的房子里备了几架常用的书。人们爱说，藏书家的乐趣在于随时可以摩挲自己的藏书，其实又谈何容易呢。
唐先生的《晦庵书话》，我是在抗战胜利后才读到的。虽然在这以前，我偶尔也买几本“五四”版本。自从读了他的书话，好像他送给我一份搜集新文学版本的“白皮书”，指引我到那个神秘的世界去探索。他的书话有长有短，以短的居多，有的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他写起来体式不拘，真是兴之所至，信笔而书，读起来毫不费力。其中有的是从传统的题跋蜕化而来，有的又以带感情色彩的文字写出心之所爱。我非常赞赏他在《晦庵书话》序中说的：“……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受了他的影响，怀着浓厚的兴趣也在书林里徘徊，大半得到的却是一场梦幻。但，我没有失望。获得时的满足是难以名状的，失落时也含有一种期待的陶醉。我爱书话，它不是书评，也不是理论文章，似乎更近于谈书的掌故，倘能引起人们爱书的兴趣就很不错了。
“文革”初期，，唐先生大吃一惊，我也如陷深渊。我约他写书话和“长短录”专栏的事，都成了审查的重点。当时还有人整理材料，为此分别印了两本备忘录。其间是非，现在不谈也罢。总之，最后是正确战胜了谬误，作者和编者都是无罪的。然而，自那以后，唐先生再没有重写他那精粹的书话小品了。现在已经有不少对书话感兴趣的朋友，包括笔者在内也在学习，总是不能自如。我想，模仿也不是出路，人们不应该忽略，唐先生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其中的奥妙一时也是学不来的。若是真心想学的话，反不如先学他那种爱书的一片童心。
《晦庵书话》至今是我案头的常备书，时常随便翻翻，不是为了查对什么资料，而是享受那书香的氛围，就像别人疲倦时听抒情音乐一样。他有若干则书话不曾发表过，就写在我的藏书上。谈的都是他自己的书，是我请他题字留念的，有的也许正是他平时不轻易向人吐露的心语吧。比如，他在《落帆集》(一九四八年十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扉页上写道：“以散文写诗《落帆集》实为余最初之尝试。有人极喜此书，如方令孺、傅怒庵(雷)诸位；亦有人劝余多写《劳薪辑》一类杂文，勿作此种个人抒情文字。乐山乐水，各异其趣。然惟其有《落帆集》，并有《劳薪辑》，始有唐<SPS=0348>其人。此则惟余自知之矣。唐<SPS=0348>志。一九七八年六月于北京。”又《劳薪辑》(一九四一年三月改进出版社出版)称：“此书抗战期间印于福建永安，在我的旧著中，是较为难找的一本。德明兄居然收得，也算是翰墨因缘了。一九七八年九月于北京。(唐<SPS=0348>印)”又《投影集》(一九四○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称：“此书记下了一点生活的足迹，多少也有时代的某些投影吧，我每次翻开它，总有惘然若失的感觉。一九七八年八月记于北戴河 唐<SPS=0348>。”又一九四七年四月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的《短长书》，唐<SPS=0348>写道：“一九四0年，地下党工会系统在上海办出版社，曰北社，由陈公齐、陆象贤主持其事，出过刊物《北极》二期及《第三国际纲领》等书；为掩护计，又印‘杂文丛书’，计木斋之《消长集》、柯灵《市楼独唱》、列车之《浪淘沙》及余之《短长书》，凡四种，前三种曾再版。《短长书》不及再版即遭禁止，而北社亦告结束。各书均为三十六开小本。抗日战争胜利，徐伯昕巧施妙计，利用国民党小军官之财力，出版进步书籍，约楼适夷担任编辑，适夷征稿于余，当以北社之《短长书》出后即禁，发行奇少，乃将原书十六篇扩充至三十六篇，改版重印，此出版社即南国出版社，于是《短长书》由‘北’而‘南’矣。一九七八年六月志于北京。唐<SPS=0348>。”还有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推背集》，是唐<SPS=0348>的第一本杂文集，他在扉页上题道：“此书为余最早之杂文集，所谓悔则不必，愧或有之之少作也。鲁迅先生曾一再介绍其出版，终无成议。后由陈雪帆(望道)先生推荐给天马书店主人郭挹清，始得问世。挹清后去四明山打游击，文人从戎，大著勋绩。今则墓本已拱，思之怃然。一九七八年九月 唐<SPS=0348>志。”这些夫子自道的书话有些掌故，有些真情实感的流露，也有一些独见和感慨，恰都是短语寸句，意有未尽，我以为这才是理想的书话。本来我还有几本他的著作，原来准备请他继续写点什么，后来一再迁延，如今他长卧病榻，已经失去了机缘，惟祝他早日康复耳。
二、琉璃厂人
北京琉璃厂旧书肆的书贾们，正如当年鲁迅先生所评价的，有商人凡俗的一面，然而也有儒雅的一面，这是别处的买卖人所没有的。听琉璃厂卖旧书的人说，直到抗战以前，还有文人学者，大学教授为了搜集版本的需要，甚至投资开旧书店，委托伙计们寻觅奇书。伦哲如这样干过，谢国桢先生也干过。所以贩书者比有的大学教授过目的书还多，实在亦并不奇怪。由于受到长期的熏染，在他们身上流露出一种书卷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年的旧人现在留在中国书店的已经不多了。
讲到儒雅的风度，通学斋书铺的孙殿起最为人乐道。他只念了几年书，却有《贩书偶记》等专著问世，他的《琉璃厂书肆三记》更是一部内容绝佳的史料。在他的笔下可见版本的流传，书肆的变迁，以及书贾们的风貌。有趣的是，在他的笔记里，说什么琉璃厂的书铺设在路南者多，路北者少；营业兴盛者，厂甸以东又胜过以西。似乎在说这与风水有关。这当然是不足信的。他介绍福润堂主人王福田，其中还涉及宫廷掌故。王于光绪二十九年开书店，“多残缺不完之书，故其牌匾曰配书处。其营业以售于清宫大内居多数，并得有入内腰牌。”(引文均见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贩书者带着腰牌进宫去送书，这也是一幅不经见的清末宫廷风俗画。介绍正文斋的谭锡庆，又无所避讳：“所藏多古本精钞家刻之书，惟往往鱼目混珠，略有失神必受其骗；盖仿旧钞本为其特长也。”还有不设门面的个人经营者，那更得有专长或路数，或比别人加倍地付出劳动。如河北衡水人彭文麟常跑外省，一九三一年在山西某县古玩店，“见架上书，有残本《永乐大典》签条一纸，遂令铺伙取下，凡十余册，廉价得之。”又有河北冀县人魏进考，也是个体经营者，“所交多属参众两议院议员。某年国会解散，所有外欠诸债，未收回，而其售出之书，皆取诸同业者，至期无以应，别无善策，随服毒自尽，享年二十二岁。进考自幼与余同学三年，小余三岁，聪颖过人，专工书法，真草隶篆四体皆佳，其摹仿诸名家手笔，俱能逼真，惟其生不遇时，惜哉！”这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贩书者的悲歌，是民国初年大人物欺凌小人物致死的实录。孙殿起逝于一九五八年，我虽然已经进京八年了，却无缘一见，实为憾事。
然而，我认识了从十几岁便跟孙先生学徒的雷君梦水，他是孙先生的外甥。他腿勤手勤，腿勤是指他常跑西郊的燕京、清华两所大学，结交了如邓之诚、朱自清这样的学人；手勤是指他凡是过目未见的书，他都用笔记在小本子上，养成过目不忘的能耐。他也没有念过几年书，现已出版《古书经眼录》、《书林琐记》等专著。如今他退休在家，仍钻研古籍。他是卖书的，也自备一点心爱的书在手边，出于洁身自爱，也是为了避嫌，购来的每本书上或贴有单据，或留有购书日期、定价和单据号码。这种处世之道亦带有一点儒雅之风。
松筠阁的刘氏，也是光绪二十几年开设的老店了，我见过属于第二代的主人刘殿文先生，外号“杂志大王”。满头白发，待人和气，每次都要送顾客到门口，点头鞠躬道别。第三代的刘广振君，也是个奇才。对建国前的各种杂志，能倒背如流。有一天他拿出二十年代保定育德中学的一本校刊，上面刊有孙树勋写的小说和剧本，那是作家孙犁的少年习作。所以多年来他是唐<SPS=0348>和笔者访书的益友。同他谈谈文艺杂志的掌故，实亦人生一大乐事。如今他的女儿也在琉璃厂卖书，条件变了，似乎看不到多少父辈们的风流了。
去年赠我一册《郑板桥外集》的郑君，也是一位贩书而懂书的人。这本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板桥外集》，乃是他贩书之余整理编就的。退休之前，他赶上了评职称。在闲居中他又编就一部清人笔记《寄龛四志》，正待出版。作者孙德祖，绍兴人，周作人颇推崇这部书。林辰同志的许多新文学版本，不少得自郑君的书摊。鲁迅作序的淑姿的《信》，郑君受托后从杭州同行处觅得一册，赠给了林先生。他也赠我一册《白采的诗》，是新文学早期的绝版书，亦坚不受值。堪称君子之风。他贩书之余喜作卡片，我借他自制的文艺期刊卡片看过，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在别人下班回家之后，他在店里多留一两个小时才写就的。其中不少坊间刊本中所漏收的条目，连刊物的开本、页码，以及售出的时间、售价也记录在案，甚至标明“罕见”、“极罕见”的字样。
还有一位刘君，懂外文，我从他手中买到过增田涉译、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一册，还有一些民初的石印唱本。即使见到他而无书可买，听他谈谈新文学书林掌故也很有趣。有一次他跟我说，头年清理外文书，见到一本徐志摩签名送给陆小曼的书，当时放在了一边。待清理完了大批书以后，再找这个签名本，怎么也找不到了。又一次，我从他手中买到美国作家斯坦培克写的中译本《苏联行》。我翻到插图照片中的一幅莫斯科市女警察的照片，他开发票时说：“郭沫若写的访问苏联那本书，也谈到苏联的女警察……。”我当然不记得这细节，至少证明他看过郭老的书。如今他也退休了。
还有一位年近八旬的魏君，没有念过几年书，全是在松筠阁刘掌柜那儿自学的。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老掌柜的常让他钞书，卖个好价钱。近年在家闲居，手钞了一部《道德经》自娱，已请名家启功、吕叔湘等名人题跋，实在是雅趣不浅。不久前又见他在报上发表贩书杂记，题目是《忆向达教授》，记述他从前给向觉明先生送书的情况，并很得意于“货卖识家”。
琉璃厂现在已变成一条色彩斑烂的大街，但那魅人的文化气氛究竟还有多少？我们在这条大街上，还能结识一些有点凡俗，又有点儒雅的卖旧书的朋友吗？
姜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