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青年经济学家樊纲的新著《现代三大经济理论的比较与综合》提出了“不同角度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内容上的基本区别与相互联系，在于它对多侧面、具有多重规定性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时，研究“角度”或者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在最基本的层次上，经济活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人们适当地利用和配置稀缺资源，生产出各种产品以满足其多样性需要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在不可避免的经济利益矛盾中相互交往的过程。从第一方面看，经济活动是人与自然或物质世界的关系；从第二个方面看，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此推理，作为经济活动的结果的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变量，也都可以从以上两个基本方面进行分析。作者认为，经济学研究应该从各个方面对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分析，从而对其研究对象作出全面的说明；但是，人们却往往仅仅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或者尽管认识到了问题是多方面的，但却认为只有其中一方面才是唯一重要的。这在科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实在是难以避免的，于是才会出现不同的理论体系。作者进一步指出，经济学中的不同理论体系也就正是这样形成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着重分析了资源配置问题，用人的心理偏好和投入一产出关系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变量，同时假定经济制度是给定的，并且除了人们在市场变换中发生的、同样由给定的偏好和“禀赋”所决定的利益冲突之外，不存在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一般假定人与物品的关系是给定的，着重分析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由各种经济矛盾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更见其深刻。
人类经济活动当中，包含着行为主体的经济目标与各种约束条件之间的关系，这些约束条件包括：物质资源约束、社会约束和信息约束。为了进一步地说明“不同角度说”，作者引入了行为目标与信息条件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当经济学家把自己的分析视野着重置于其中一个方面的关系的时候，人们便可以看到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新古典主义理论着重分析的是效用目标与资源约束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分析的是收入目标与社会约束，而凯恩斯主义则特别地强调了不确定性或不完全信息在经济变量决定过程中的作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一直把西方各种经济理论划入“庸俗经济学”的范围。就价值判断而言，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确符合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庸俗经济学”的特定含义，因为它掩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维护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就其实证内容而言，也即就其对既定体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而言，我们就很难说其“生产函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波动理论”等完全没有揭示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在扬弃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也有必要进一步地吸取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合理成份。本书在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庸俗性的前提下，从实证内容出发，论述了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各自的科学性及其存在的片面性。
当人们说某一理论着重分析了经济活动的某一方面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它就完全忽视了其他方面的问题。人们只是说某种理论强调和着重考虑了某一方面的问题，同时假定其他方面的问题为给定，不进入考察的范围，或者认为其他方面在解释经济问题时的作用较小。作者认为，尽管如此，仍然能够看到，各种理论都会用“设其他为一定”或忽视其他方面的重要性而导致自身存在某种缺陷：新古典理论认为价格仅由资源的稀缺性所决定，从而生产要素的资源仅由其边际生产所决定，忽视了利益矛盾在这当中的作用。这种片面的分析导致了它无法对所谓“正常利润”作出合理的说明(作者在第八章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其劳动价值论仅对价格问题从成本方面进行说明，学习者往往忽视效用即使用价值在价格决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作者在第七章中对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关系给予了新的解释)。而凯恩斯主义由于片面强调了投资未来收益不确定性的意义，导致他主要用投资者的“动物精神”来解释商业循环，而这种理论忽视了技术进步、经济制度变化和利益冲突中力量对比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
从作者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从实证内容看，正是由于这些理论强调了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因此，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片面性，尽管这种片面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较少片面性，而且这些片面性往往来自时代和叙述上的局限，而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则片面性较大，来自这些作者的根本立场。然而，片面性并不完全否定科学性。作者认为，只要一种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经济现实的某一方面的深入分析，它无疑就是提供了一定的科学真理，并因此而以其特殊的方式对经济学作出了根本性的或非根本性的贡献。
既然从实证内容看，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差别之一是研究角度的差别，那么它们之间就应该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我们有可能以适当的方式，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吸取各方的合理成份，构成一个综合的理论体系，以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变量作出更加全面的说明。为此，本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新综合”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涉及到理论综合，就必须考虑各种理论体系的分析结构和分析方法的特征，作者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特征是其理论体系的“封闭性”，它们把一切基本经济因素，如经济制度安排、技术、偏好、资源禀赋等等，都视为“背景因素”或“外生变量”。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便于在静态条件下对所分析的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作出较为精细的分析；但缺点是不能对经济现实的动态演变的性质作出分析，也无法解释各种基本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具有无可置疑的优越性：(1)在这种理论体系中，一切基本经济因素都是“内生的”，都可作为“内生变量”处理，尽管这种分析方法在理论的最初阶段较难(并非不可能)对经济问题作出精细的分析；但它提供了一个较为宏大的理论结构，便于我们在一个理论模型中分析各种经济问题。(2)它对每一经济过程和每一基本经济范畴，都指出了它们的二重性，即物质关系的规定性，指出了这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因此只要适当地将物质关系引入，进行综合，便较容易产生更全面、精确的理论。(3)它特别重视对基本经济因素的分析，虽然至今基本上仍主要侧重于一些“本质范畴”的研究，但同时也建立起了基本关系、本质范围与运行机制、现象形态之间的桥梁。据此，作者主张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新综合，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基本的理论结构，吸取其他理论中的一切科学成份，使之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体系，对各种经济现象进行更加科学、更加现实的说明。毫无疑问，在此过程中，原有的各种理论都会或多或少受到校正；综合的过程也必然是形成新的理论因素的过程，而这恰恰是理论获得新发展的过程。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这三大经济理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无异于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连同其一百多年来的历史重新考察一遍，其难度可想而知。作为一个青年经济学家，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完全是出于一种建设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强烈使命感。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也许是我二十年后才能作的文章，那时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其他同行的研究成果可供利用。”用这段活来说明作者的使命感也许是合适不过的了。对于本书，经济学家们完全可能也应该从各个方面提出各种批评意见，指出其不成熟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本书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能够激发起一些新的研究，而这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大有裨益的。
(《现代三大经济理论的比较与综合》，樊纲著，上海 三联书店一九九○年五月版，(平)9.00元)
陈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