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艾森斯塔特的分析，“现代化受挫”有这些特征：
第一，现代化受挫现象往往是发生在这种“起飞”的过程中或之后。现代化启动，往往进程甚快，但问题是，“在这些社会中，这些进展，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中，并没有使现代制度体系形成能够吸纳连续不断的变迁和处理多样化的问题与要求的能力。在现代化初期就已建立起来的制度框架中，有些已经解组，无法履行其功能。”由此可见，现代化受挫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缺少向现代化的变迁，而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变迁的性质与特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化受挫现象的发生，是在一定条件下，现代化进程内部逻辑演变的结果，是现代化的进程反过来又断送了现代化的事业。说得更具体一点，在现代化启动之后，迅速的变革过程发生了，大量的变革成果出现了，但由于无法驾驭变革的过程，特别是由于无法解决在变革中必然会出现的大量矛盾与问题，本来朝向进步的变革变成了无法收拾的局面。
第二，现代化的受挫虽然是一种明显的“倒退”过程，但并不意味着倒退到完全意义上的传统社会中去。在发生现代化受挫现象时，至少一些现代化的外部特征还会保留下来。比如，“在许多地方，虽然专制或独裁的精英们的行为都采取了‘传统的’方式，并努力去运用传统的象征符号和态度，……但一些外在的但又很重要的现代性象征，如全民投票等，至少从表面上是维持下来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某些现代化过程的不可逆性。已经被瓦解的传统不可能按照原来的面貌完整地恢复起来，新的、已经建立的现代制度也不可能被不留痕迹地一下子抹去。其二，统治者自己也不愿意回到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制度中去。因为其中有些统治者就是根据现代的、世俗的标准和象征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的。而且，一个更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任何未丧失理智的统治者也不会愚蠢到反对和仇视一切现代性因素的地步，如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往往就是为绝大多数统治者(包括传统型统治者)所需要的。但无论原因是什么，人们都将会在发生现代化受挫现象的社会中看到一种本质上的传统因素与外表上的现代性象征的奇异的结合。艾森斯塔特认为，在这一现象背后，存在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人们对现代性因素的某些外部感兴趣，但又不愿放弃某些根深蒂固的基本价值，想要变革的成果但又不愿为此付出任何制度上的代价。
第三，与现代化受挫现象相伴随的是一系列并发症。在发生现代化受挫现象的国家，往往伴随着一种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特别是日益严重而又失控的通货膨胀，在一些国家中，则出现了明显的经济衰退。而经济危机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冲突的剧烈程度，使这些群体之间更难达成妥协。本来，现代化受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连续不断的冲突，极端化的分裂与对立，而且找不到一种能够达成持久性妥协的方式。而持续不断的危机无疑会为这些冲突和分裂火上浇油。
这种与现代化受挫相伴随的并发症，在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方面则表现为腐败与无能相结合。艾森斯塔特指出，与现代化受挫相联系的腐败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腐败概念。这也许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这样一个特点有关，即这些国家在现代化开始启动的时候，由于缺少自身内部现代性积累的基础，现代化的起点低，同时也由于缺乏来自民间的现代化推动力量，因此，要能够成功地启动和推进现代化，就必须有政府对现代化过程的广泛而直接的介入。政府对现代化过程特别是经济发展的介入，无疑会为官员的以权谋私提供广泛而直接的机会。
现代化受挫现象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味着一场灾难。因此，要避免现代化受挫现象的发生，首先就必须形成一种新的现代化过程观，即决不能过分天真地将现代化看作是一种和谐与完美的过程，而要充分认识到其间必然会存在的大量问题、矛盾、冲突与混乱。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个过程实施更为自觉的控制，而不致使这个过程成为脱缰之马。
然而，与这些发生现代化受挫的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还有相当一批国家避免了这种由现代化的本身逻辑演变出来的灾难，从而将现代化不断地向前推进。从这两种类型国家的对比中，也许人们就不难发现现代化受挫的真正原因，以及避免现代化受挫或维持持续不断的增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1)中心的强度。在艾森斯塔特看来，缺乏强有力的政治中心，中心制度软弱无力，是造成现代化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以及最后的不同结局，也许可以作为艾森斯塔特这个观点的一个佐证。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虽然是处在封建大名(领主)的实际控制之下，但历史地看，德川政府却是日本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政府。而天皇对实际治理事务的超脱，以及日本政治文化中天皇本人就是神——太阳神(而不是神在人间的代表)的观念，也使天皇成为一种极具潜能的政治中心。因此，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稳定的全国注意的政治中心的存在，是日本现代化能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观中国，虽然在历史上中国就威震四海的皇权和庞大的科层管理机构，但在有清一代，这个政治中心却处在不断衰败之中。在清代初期，清朝的武力虽所向无敌，但弄巧成拙的轻徭薄赋政策却严重损害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这不仅使中央政府在面临现代化挑战时缺乏做出有效反应的能力，而且造成了地方经济实力的急剧膨胀和地方势力的不可遏制的增长，从而打破了中心与边缘的力量平衡。清末民初，中央政权的衰败更是日甚一日，地方势力却尾大不掉，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已不复存在。
(2)中心对广泛社会力量的吸纳。在中心与边缘之间能否建立起牢固有力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心将各种社会力量吸纳到自己的制度框架中来的能力。特别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由于社会动员的迅速加快而对这种吸纳能力提出相当高的要求。一般地说，现代化中的社会动员具有如下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民众的期望和要求迅速提高，这种要求既包括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那些具体要求，也包括参与社区和中心制度活动的一般性要求。第二，这种种要求都带有明显的群体性和集团性，利益群体以及以政党为代表的正式政治组织，往往成为这种要求表达的普遍性手段。以上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就是各种不同的群体和阶层所提出的多样化而有时又是互相冲突的要求，以及这些群体和阶层进入中心制度框架时所形成的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中心具有将这些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吸纳进来的能力。二次大战后的历史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动员的速度都是相当快的，在各种社会力量要求迅速进入中心领域的时候，如果中心不能成功地吸纳这些力量，就会在这些力量的冲击下，在自己的内部和社会上形成紊乱和崩溃，并最终导致现代化的受挫。在艾森斯塔特看，成功的吸纳过程会涉及到如下因素：将不同群体提出的各种分散性的、带有宗派色彩的要求加以凝聚，使其经过升华而达到或接近中心制度政策的层次，从而提高这些要求的“可处理性”；在这种分散性的、封闭性的群体之间形成一般性的交换媒介，以促进这些群体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并在制度和价值两个层次上形成调节这些群体之间关系的机制；有意识地控制各种群体和阶层进入中心制度的速度，错开不同群体进入中心制度的时间，以分散这种进入过程必然带来的对中心制度的冲击；错开中心与边缘发展的时间，中心发展先行，在冲击大量发生之前形成强大而稳定的中心。
(3)冲突的强度与妥协。就一般情况而言，矛盾与冲突的增加是任何现代化过程中都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但在发生现代化受挫现象的国家中，这种冲突和对立的特点却与其他国家有明显差别。首先，这种冲突与对立，具有明显的极端化倾向，这种冲突不仅旷日持久，而且你死我活；其次，在冲突的过程中，缺少为双方共同遵守的规则，也难于找到使冲突的双方或各方能达成持久性妥协的方式；第三，冲突具有全面性和总体性的特点，即冲突的双方在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上都持有截然相反的主张；第四，冲突中包含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特别是意识形态和宗教因素以及种族感情，所有这些因素就会带来冲突中的大量感情投入，并使冲突目标模糊化。所有这些特点，都会极大地增加解决和调节这些冲突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些国家中，首先的问题与其说是消除和控制冲突，倒不如说是改造冲突的性质，使冲突更多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这样控制和消除冲突才有可能。而这又必须建立在讲求规则和妥协、重视功利性结果的理性政治文化的基础上。
(4)精英的凝聚力与分裂。缺少具有现代化取向的强有力的精英群体，精英群体与各种广泛的力量之间缺乏牢固而密切的联系，以及精英内部的缺乏共识与分裂，可以说是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致命伤。实际上，上面所分析过的强有力的中心的形成，对广泛社会力量的吸纳，以及冲突的妥协与调节等，都是与精英的状况直接相关的。J·西戈利和M·伯顿认为，精英的分裂大多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关，而要建立稳固的政体，首先必须进行“精英改造”，以形成共识型的团结精英。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精英和解，即就一些主要的分歧点来进行谈判，最终达到默契与妥协。这种和解并不会消除所有分歧，但却有可能就冲突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和规则达成谅解或共识，从而保证不致将观点与政策的分歧推到暴力冲突的地步。
造成现代化受挫现象的原因以及将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的条件，远不止这几个方面。但既使是从这几个方面也可以看出，无论是防止现代化受挫现象的发生，还是维持“持续不断的增长”，都有赖于具有弹性的、适应力强的新的制度框架的形成。这样，在实施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就必须对制度的建设给予特殊的重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制度是现代化成果的结晶化，这些成果只有转化为制度的时候，才可以称得上是巩固的。因而制度化的成果也带有较强的不可逆性。而且从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数量和范围来看，要应付和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运用具有超越性和稳定性的制度性手段才有可能。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的现代化过程也同样可以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现代化的推进者们不忙于意识形态上的唇枪舌战，而埋头于扎实的制度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将现代化稳步向前推进。而戊戌变法期间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则一意于启蒙与宣传，而在制度建设上却缺少扎实的努力。以致在今天人们纪念这些变革运动的时候，能回忆起来的只是那些令人激动不已的慷慨陈词，而很难数得起几件扎实的制度建设成果。这种历史的对比，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以〕S·N·艾森斯塔特著，张旅平、沈原、陈育国、迟刚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一版，1.80元)
孙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