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曾撰《温故知新说》文，谈其治学心得，以为“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病也庸，不温故而知新者，其病也妄。”又谓学者既须强识，还须通悟，“如不能兼，则宁取通悟而舍强识。”
杨氏此言，系有所指而发。据《积微翁日记》自述，“温故而不能知新者”隐射黄侃，杨氏尝谓黄侃对《说文》烂熟，而所推论，多出悬揣，不足据信。以为黄侃读书虽多而识解不足，“强于记忆，而弱于通悟。”“不温故而知新者”暗指胡适，胡倡言“大胆求证，小心假设”，有悖朴学传统，而涉想当然之嫌。按胡、杨二人曾研讨《诗经·召南·采蘩》中“于以采蘩，于沼于让”句，胡解为相与问答之辞，“于”字义为“何处”。杨认为“于”训“何处”，古训乏据，又“以”字无着，且上下两句“于”字异解也为不妥。杨以为，“以”字仍借作“台”，《书经》累见，“台”通“以”声，故此处可通“台”，意即何；三个“于”字均训为“在”。这样就文从字顺，意义豁然。胡适甚为叹服。此也胡适“不温故而知新”造成“妄”之一例。
杨氏对黄侃评骘当否，未敢深议；而胡适为学确有人以此语病。杨氏对“温故知新”的见解，洵为治学者箴言，而启后学深思。
补白
张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