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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认识——甚至见过保罗·安格尔的，对于三月二十二日他在芝加哥的逝世，必然都会感到哀恸。因为他是一位充满活力，对人、对文学、对世界，都热情洋溢的人。他个子高大，声音洪亮，两只大眼睛时常像冒着火——不是愤怒的火，就是爱的火。在生活中，他是个从不肯也不会投弃权票的人。他富于风趣，有幽默感，是个见过一面，你就再也不会忘记的人。
他只大我两岁，不该走得这么早！三十年代在牛津读书时，他曾是划船队的八名健将之一。一进他家的饭厅，就可以看到墙上挂着他当年使用过的桨。他年过七旬后，还每天一大早就跳进游泳池去泅水。也正因为如此， 一九八三年九月我偕洁若去衣阿华大学讲学时，他耳部正患着一种可以致命的疑难症：多半是在游泳时，什么病菌通过耳眼渗入了他的脑部。那阵子，华苓可狼狈啊！正当一年一度的国际写作计划的季节。她又主持会务，又跑医院。一天，我们约好随她去医院看望保罗。当时，华苓多焦急啊！而他躺在病床上，一边输液，一边还开着玩笑。至今我仍保存着一九七九年访美时，同他的合影。正当摄影者按快门时，他突然把伸出食指的双手举到头部两侧。照片洗出后，这位童心未泯的老翁活像娃娃在圣诞晚会上扮演的小白兔。最有趣莫如看到保罗同他那乖觉的小外孙女安霞在地毯上滚玩。当时我想，倘若诗人也世故起来，这个世界可就没有希望了。
关于保罗在当代美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我没有资格置喙，因为他的大部分诗作我都不曾读过。我只知道，他以第一本诗集《贫乏的土地》(WornEarth)获得衣阿华大学硕士学位及耶鲁大学青年诗人奖。接着又获罗得奖学金，去英国牛津大学进修三年。一九三七年他回衣阿华大学任教，共出版过十余种诗集，如《拥抱》(Embrace)、《美国之歌》(AmericanSong)、《玉米》(Corn)、《美国儿童》(AmericanChild)、《颂歌》(PoemsinPraise)、《爱的语言》(TheWordofLove)、《问心无愧的女人》(AWomanUn-ashamed)等。他还出版过小说、回忆录和儿童故事。
除了自己的创作，保罗还献身于培养新作家的事业。他创办美国第一所作家写作室，并主持了多年。当代不少知名的美国作家都是从他那个写作室出来的。它成为衣阿华大学的特色之一，至今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在聂华苓的建议及辅佐下，他们还创立并主持了“国际作家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WritingProg-ram)，每年邀请世界各国的作家(以第三世界为主)去美国中西部那座风光绮丽的大学城，享受四五个月的“创作假”。我用这个大陆中国更熟悉的名称，因为作家们从地球各个角落抵达后，除了每周聚会一次(也可以缺席)，讨论讨论创作问题外，什么义务也没有。只让大家休息，交谈，随意写作——就是说，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写也可以。这是一段少见的轻松、无拘无束的日子。然而对于促进国际文学界的相互理解，其潜在作用是难以估计的。就是在衣阿华的五月花公寓(作家们下榻的地方)，我结识了来自非洲及拉丁美洲的许多作家。在“安寓”(安格尔夫妇住的那座小楼的大门上钉着用中文写的这样一块名牌)二楼那宽敞的阳台上举行茶会，或在衣阿华郊区小树林子里野餐时，总使人感到恍如身临文学界的“联合国”。不过这里只有坦率(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讨论，却没有利害的争执，更没有谁享有否决权。毫无疑问，心灵纯洁的安格尔夫妇，为增进各国作家和人民的友谊，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人们都以为保罗·安格尔对大陆中国的兴趣始自中美建交的一九七八年。其实，他与聂华苓合译的《毛泽东诗词》(ThePoet－ryofMaoTsetung)，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出版于伦敦。这样一部艰深译作绝不是一挥而就的。因此，可以设想在六十年代他们就已动手。从译者前言，可以看出他们是狠下过一番功夫的。
继一九七八年之后，一九八O年春，聂华苓又偕她这位好洋姑爷再度来大陆中国访问，遍游了好几个省市。除了观赏名胜风景外，更广泛地接触到各阶层人士。回国后，保罗写下八十多首诗歌，凸现出一个来自美国中西部的诗人对我国山川风貌及人民的喜怒哀乐的观察和体会。这部诗集的英文版先交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后来又由诗人荒芜把它译成中文，一九八一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书名叫作《中国印象》。为了写此文，我特地重读了一遍保罗送我的英文本和中译本。译文十分得体，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原著清新的风格与瑰丽的形象。身在九十年代，我不能不对此书在八十年代初能那么迅速地印出来，表示无限羡慕。
保罗是一位既热爱美国也拥抱世界的国际主义者。在拥护正义、向往美好生活上，世界各民族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所以在《史密斯和杨》一诗中，他说：“史密斯和琼斯就是／中文里的杨、王、张、方。／多么不同，但是皮肤下面／我们的白骨头一模一样。
“颜色、语言、眼睛各不相同，／一样东西我们大家都有：／声音团结我们人类，／笑和嗝、呻吟和咳嗽。”
他对中国古老文明无限倾心。然而又担心我们因而会在大时代中因循保守，裹足不前。在《给中国朋友的紧急通知》一诗中，他幽默地通过男女授受不亲这个其实早已不存在的传统，巧妙地表达了这一劝告：“你们聪明，发明了火药、纸、／活字版、烹调艺术，尤其是，／在任何行动中，保持从容自若。／姑娘拥抱姑娘，小伙拥抱小伙，／但是姑娘小伙从来授受不亲。／是时候了，还不赶快革新爱情？”
其实，诗人对中国是充满了热望的。所以在题为《中国印象》的一诗中，他祝愿：“未来是一枚火箭，你骑上它出发。”
在《赠沈从文……》一诗中，他对永恒的中国表示了无限信心。他说：“中国，经历了那么多死亡，又活得那么年轻，／你的鸭儿还在凫水，你的水牛还在耕田，／孩子们还在游戏，丈夫跟妻子团圆，／生动的现实就是永恒万万年。”
同样，在《中国》一诗中，他再一次唱出对新中国的颂歌：“现在生命飞过中国像一只鹤，／现在生命像雨水向中国洒落，／现在生命像金黄麦穗在中国生长，／现在生命洋溢在中国城市街道上。／现在生命向中国滔滔流去，又响又急，／现在生命就是中国，死亡都成为过去。”
在上海，他曾前往虹口公园去瞻仰鲁迅墓。不少西方人也读过鲁迅的著作，但他却一针见血地攫住了鲁迅一生文学事业的真髓。《上海》一诗是这样结束的：“鲁迅的黑髭像一支枪，／对准他又恨又爱的现实世界开火。”
如果划阶级成份，即便查三代，保罗也属于劳动人民。他爸爸是在马厩里为马主(必然是巨富)驯马的。他的童年就是在养马场里度过的。年轻时他在农场上给人扛过长活，后来学会了开卡车。一边读书，一边还在街头卖报，也在杂货铺里当过伙计。那时，他上八小时课，还要干八小时活儿才能维持生活，并交上学费。因此，他这个集子里最长的一首诗《种水稻的》，是歌颂中国农民的。“一／在中国，腰生来就得弯，／弯下腰，黑手才摸到土。／肌肉酸疼得没有个完，／背上<SPS=0441>的是常年痛苦。
“他们流汗在泥里种米，／我们今天拿来煮了吃。／我们自私，坐得很安逸，／腰杆笔直，不觉得可耻。
“二 泥和水里泡着光脚板，／及时雨溅湿他们的头。／他们腰酸、背痛苦种田，／我们的口粮才不发愁。
“三 爷爷奶奶、夫妻和孩子，／拿起叉子、镰刀、耙和锄，／他们的劳动生产出来粮食，／他们的工作给了我们生活。
“四 种水稻的，你们明白，我们责备自己，为我们的不害羞而惭愧。”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中国印象》，保罗·安格尔著，荒芜译，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