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海森伯是德国现代著名物理学家，创立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提出了测不准关系，并因此荣获一九三二年度的诺贝尔奖金，这么一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却在纳粹统治时期留在了德国，参加了纳粹的原子能开发工作，还担任过一些学术机构的高级公职，他完全有机会和可能像许多科学家一样流亡国外，但他没有这么做，这使许多人把他不离开德国归咎于他是个“高级纳粹分子”；海森伯夫人写《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就是想说明海森伯为什么不作流亡出去的选择。
留在德国的选择早在纳粹上台之初就已萌发，在海森伯的文化心态里，他感到自己是属于德国的，属于这块土地，这里有他的根；这种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对他日后的选择必定有影响，但不是唯一的。海森伯曾就此写道：“我决定留下来，是因为有这种感觉，如果不能从内部清除纳粹的荒唐和罪恶面貌而获得成功，那么德国的命运就无可挽回。我认为，至少在物理学方面有这样做的责任，我是不能逃避的。”他表现出关心德国命运的情怀和使命感，不应等同于原始意义的“国家主义”，即过分不合理地提高自己的“家乡”，以为自己的国家比别的国家更有价值、拥有更多的权利，而是深切地反映了他热爱养育了他的土地，感到自己属于它，对它负有责任；正是这种蕴藏在内心的责任感，使他选择去留时首先意识到不能逃避。他没有流亡，却选择了一条难以忍受的路，难以忍受不是指身体受苦，而是天天与良心作斗争，以及害怕被人当作一个嫌疑者甚至一个叛徒揪出来；他不相信德国能打赢二次大战，也就清楚自己留在德国，是站在失败者一边；显然，他决定留在德国绝不是简单、草率，或浪漫、冲动。他的决定首先与他的道德观念相联，即：如果德国处于有罪、患难、甚至犯罪的逆境中，他还是属于德国的，不能一走了之；他感到对所有的朋友、甚至许多不相识的、因绝望而逃不脱灭亡的人负有责任；同时，海森伯相信自己从德国出走，对当时发生的一切不会有任何改变，所能改变的只有一个，就是挽救了自己的“白璧无瑕”，然而这么做一定会使他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背弃其他人，如朋友、学生、家族中的亲人、心爱的物理学和他的同事，这种可能性不是他的道德心与责任感所能忍受的，因为他留下来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建立“生存之岛”，尽力扮演一个充满暴力和罪恶的世界中的保护人，以他的影响和名声保护各个在世界的毁灭性力量前无依无靠的人，虽然当时的形势注定这种努力不会有太大的成功，但它反映了海森伯的一种理想：“那时候我留在这里，是为了在悲剧之后我也在这里可以为重建国家有所帮助。”他就是这样的热爱他的祖国，不相信他深爱的祖国会如此深地坠入罪恶、流血和屠杀的深渊，他内心里怀着另一幅图像，为着心中的另一个德国，面对祖国蒙难，他不逃避也不旁观，而是以生命参与受难、体验苦难，并在此基础之上参与日后祖国的重建，这就是维也纳·海森伯的选择和他留在德国的原因。
维也纳·海森伯生活在他的祖国历史上最坏的历史时期，纳粹政权与人类的文化价值相对立，为最毁灭人性的一面解开了链索，致使数百万人丧失生命，成千万人必须在最残暴的压迫和耻辱下生活，纳粹政权通过组织极其完善的暴虐和欺骗的制度，迫使人们不敢把他们的政治感受和思想——恰恰在它们与官方的观点相反的时候一一清楚地说出来，并散布有目的的恐惧和猜疑毒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至最亲密的一层，这正是纳粹方法的恶毒之处；然而即使恐怖与惊慌笼罩着人们，生活还得过下去，只要人们为生命所迫继续活着时，就面临着如何活下去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不同情这个制度，不愿与之发生任何关系而且是不肯完全屈服的人，该为他们如何活命描绘什么样的一幅画像？在这里海森伯夫人实际上以她的丈夫为原型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人面对生存危胁时产生的害怕与妥协？
透视造成人害怕与妥协的社会本质是理解的基础。纳粹政权的残酷与恐怖使我们很难真切地把握这个社会里生存者的真实历史和识破生存者生活、行事的动机，因而容易产生陈规俗套的想法，和不加批判地作出一般性的结论，并常常以道德评判替代事理的推究，进而忽视了人的生存权利。海森伯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许多言行实在经不起道德律例的考问，譬如随随便便地行纳粹举手礼，他认为没什么，为了在一封官方或半官方的信上必须写“HeilHitler”而发怒，他认为有点可笑，他甚至在公开的讲话里相信德国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凡此种种，若加以道德评判就都是大逆不道之举，但是在一个生存面临危胁的社会里，道德往往无力观照人生，这时若不恰当地以道德规范人的言行，实质上就构成对生灵的涂炭。在一个只能用不正当的方法来防备魔鬼以保护自己的社会里，人有权利在面临生存危胁时作不损害他人的妥协来避开罪恶暴行，这种行为即便是不合理的，至少也应是可以理解的，以海森伯的言行为例，人们记得他肯定说过相信德国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海森伯夫人却明确指出，他从来没这么讲过，其实对立的说法并不矛盾，生活在纳粹残酷与恐怖的统治下，人们必须尽可能把自己掩饰起来，即便与熟识的人或不常见的朋友交谈，也总是小心谨慎，只用些影射暗示之词；那些从来没有在纳粹统治下生活过的人或许体会不到有被出卖的危险，有为丧失一己及其家属生命的担心。如果有人向纳粹党密告海森伯对胜利有怀疑，可能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此海森伯夫人的否认实际是说海森伯的这类话言不由衷，不是他的真实思想。对于留在德国并在纳粹统治社会里作艰难周旋的海森伯，人们给予的应是理解而不是指责。他毕竟不是为了作为殉葬者去死留在纳粹统治下，他有权利为他的生存努力以避开那种毫无意义的谋杀。当一个人为生存作挣扎时，道德的训诫应该退避！因为道德体现着群体或类的共同准则，本质上是对个性的压抑和反动，特别是那种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不应一般地排斥道德，但盲目地认同道德是人性沦丧的表现。如同在一个压制与迫害横行的时期，普遍的原则要比单独一个人的行动次要得多，这时个人的生存选择是第一位的，人性不能被道德扼杀至以世间多一个死的烈士为快！在很多情况下，谁也没有权利去指责任何一个人，因为他避免了一次生命危险，谁能站出来说他会在同样处境下以同样的责任感去冒这个险呢？那些从来没有处于这种境况下的人，应该感谢他们的命运不要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
海森伯是“天生的人”，有着人的弱点，“他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害怕，就是害怕会失掉对自己的自主权而旁落到别人手中，也害怕被折磨，害怕受大的痛苦”。为了更重要的目标，特别是为了避开生存威胁，“他情愿妥协让步”。对于这种有深刻背景的“害怕”、“妥协”，应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推理，而不能抽象地加以道德评判。如果我们通过海森伯的言行体会到他所处环境的险恶，就不难发现抽象的道德评判往往在关键处帮了倒忙，它在苛刻地评判人的种种不足时，却放跑了造成这一切并应为之负责的元凶、罪魁，从而使人们在无法确定罪恶的承担者时，沉浸于罪的漫溢，形成无辜负罪。因此，我们承认个人的选择权利，就应同时承认个人只对其选择负责，且不能因选择的缺失而负担超出个人选择之外的责任。 在一个政治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会因各不相同的原因与政治发生关系，与政治有关不意味着一定是政治家，如海森伯就是一位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是普通人而非政治家，他的政治生活就是如普通人一样面对恐怖的社会尽力负起自己的一份责任。作为著名科学家，海森伯完全有可能逃离德国，但这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能流亡的毕竟只是少数人，最多数的普通人必须而且只能留在德国的纳粹统治下，因而他决定不出走就意味着愿意面对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并承担如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责任，为此他不惜抛弃社会道德观念特别重视的“白璧无瑕”，成为被侮辱和不受理解的人中的一员。他留在德国是要建立生存之岛，保护一批人和保存一些文化成就，以便在纳粹大破坏过后，可以作为新的文化生活的发端。他从原子科学家角度认为，每一个新的科学认识可以把世界变到好的方面，也可以变到坏的方面。从根本上说是对人类天良的一个挑战，特别是制造会产生可怕后果的原子弹，因为原子弹的危险之中也许蕴含着某种希望，可以唤起人们增强他们的天良，强化他们的责任感，或许可以阻止一场可怕的新的世界大战性质的战争。这里海森伯对于政治家的道德良心寄予了厚望，但是海森伯可以确立自己的良心与责任感，却无力把握这样一个事实：科学认识及其所展现的可能性向前跑得太快，而道德责任感并不像所需的那样按同样速度增长。这个事实反映了海森伯身处的困境：他以自然科学家的理想来思考作为政治家面对的政治问题，理想固然崇高，却注定无法实现。其实，政治总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行事，可惜海森伯当时没有认清这点，他总是从他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天良和自己的责任感出发来采取行动，却每每实现不了他的理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一个人的悲剧和一个时代的悲剧。
海森伯夫人勾划了一位在纳粹独裁社会里蒙受屈辱、痛苦和不被理解者的真实形象。但是这一形象并没有出现在海森伯自己所写的《部分与整体》一书里，那本书里海森伯写了他对科学、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唯独没有写他自己的经历、内心矛盾和问题；似乎对于经历中一些被人误解和不宽容的事情，他自己恰恰是个“不可言说者”，非但不能说，而且“一说便俗”。
人类社会的不健全和不合理，注定了无数的人们都将这样步入后世！外观上苦无定准的性格，人们在内心世界里或许有确切的把握，但实际生活中这些人却成为欲说不能的不可言说者。这种心理状态犹如黎明前的明暗胶着，是人类的一种困惑和人类理性尚未完全认知的一个缺失，同时也构成需要我们正视的一个问题。欲说不能是种难以解脱的困境，而为“不可言说者”辩护正是人类理性的健全和对所处困境的超越。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海森伯夫人写的《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被视为“一个重要的人类文件”。
一九九一年一月九日写于沪西
(《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也纳·海森伯》，伊丽莎白·海森伯著，王福山译，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版，1.40元)
倪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