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想他人，乍看起来是对被忆者的一桩善举，尤其是当生离死别之际我们垂泪允诺永不相忘的时候。在功利主义者眼中，忆想会有为自己、为现实利益服务的意味，如历史学家有时会强调“鉴古知今”。但在文人温婉的目光中，忆想是在内心登临人生胜迹的一次履践，是“览者自得之”(欧阳修《岘山亭记》)的一回浅醉。它既非施惠于人，也非获利于己，而只是人的天性中一种类似源于心灵深处的溪流得以淌流的那种需要和满足。我们在忆想，心灵便宛如在春风的吹摆下鼓向晴空的那千万条柳丝，既是被撩拨的，也是撩拨者。
忆想即便是痛苦的，也会有凄美作为补偿。残花败絮固然有失落的沉甸，但这种类型的品尝比之欢快的会来得更刻骨铭心，更丰满充盈。接着，痛苦会伴随消溶的花絮净化为人生体验的沃土。再进一步，把这种忆想形诸笔下，便把它让给众人、后人分享，这就完成了收藏和传递的过程。比起那种正儿八经的史官之作，这种方式的记录未必一定是较为次要的。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重复强调瓦尔堡学派的一句名言：人文科学所关心的是，我们对以往的文化能有什么样的记忆。是的，记忆便是收藏，挖掘这笔财富便促成了文明的传递。
中国文学中有着无比丰足的追忆往事的传统。哈佛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宇文所安(他的本名是Step -henOwen)的一本《追忆》以其学者的深邃与女人的聪敏在已湮灭的中国古周都的废墟旁扬育出一片青葱的黍子——我相信读过这本书的人大概会同意我借用书中的这个片断来描述我们读后的意象。他对中国古代文人的追忆之心的体味实在是令我们很惊奇的。你看他能代杜甫“在江南逢李龟年”，咀嚼那种与回忆连结在一起的失落和怅悯，我真可以引他为同属于中国古典的文友，视他为可以一同登楼或揖桨的秀才了。相反而实质上相同的是，中国学者也大有对西方文化的追忆令彼岸文士揖拜折服的。我想如梁实秋、卞之琳等同样是在西敏古寺的廊庑间抽扬出追忆的青青柳丝的。总之可以值得慰藉的是，对文化的追忆是人类的共同关怀，尤其是当对文化传递的兴趣在我们这里已明显萎顿的时候。
方鸿渐的感叹是不无道理的。只是我想到一个更令人“中心如噎”的问号：每个人的一生中，追忆文明的时光加起来会有多长？但愿我能如普鲁斯特，有一间以供追忆似水年华的阁楼和一片不受侵扰的宁静。
读书小札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