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新闻里看到，四月八日，在瑞士科西耶的一个墓园里，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被埋进了泥土。格林的《第三个人》(一九五○)里，一开始就有一个埋葬的场景：“那是在二月里，为了破开维也纳中央公墓的冻土，挖坟的人不得不使用了电钻，仿佛是大自然也在尽一切力量拒绝接受莱姆，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把他埋进去了，在他身上填回了像砖头一样的土块。”(《诺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第三个人》里举行的是一次假葬礼，诡计多端的莱姆死而复活，并且变本加厉地干他那贩卖“晋江假药”的营生。但是曾经那么生气勃勃，全世界满处跑的格林，却再也起不来了。
《第三个人》里写到了四国共管时的“地下活动”——名符其实的，维也纳有庞大的地下通道。格林的作品写间谍活动的还真不少，如《密使》(一九三九)、《沉静的美国人》(一九五五)、《我们在哈瓦那的人》(一九五八)和《人性的因素》(一九七八)等等。
格林之所以爱写间谍，首先是因为他崇拜间谍，进而自己想当间谍，他果真也当过间谍。从格林的两本自传《也算是一种生活》(一九七一)与《避世种种》(一九八○)我们得知，他从小性格孤僻，夹在当校长的父亲和与校长对立的同学们之间，无所适从，不知该忠于哪一方，于是与“逃避”结上了不解之缘。一九七九年采访了格林并写了长篇访谈录《另一个人》的玛丽一弗朗梭瓦丝·阿兰说过：“逃避”，这是格林谈话中出现得最多的一个词(《另一个人》，企鹅一九八四年版)。为了逃避，他多次自杀。他迷上冒险小说。“我喜欢‘斗篷加短剑’式的小说，喜欢冒险小说，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我今天所写的就是冒险小说。”从喜欢冒险小说他又迷上了冒险本身。他总想逃离灰色、平庸的生活，去面对“事物的危险的边缘”。古时候的剑侠，往往为王公贵族执行特殊任务，他们在今天，也即是间谍了。
在牛津大学伯列奥学院念书时，格林也是“鬼头鬼脑”的。一九二二年，他与同学带了手摇手风琴装作流浪艺人回到家乡，居然未被父母与亲友认出。这次托钵云游可以看作他日后代表情报局与报馆进行“窥探”(Spying)旅行的“滥觞”。接着，一九二三年爱尔兰闹独立时，他主动向一家报馆领了任务前去采访。在当时的情况下，“像这样具有英格兰口音的行踪可疑的年轻人，安全是颇堪忧虑的，倘若被共和分子认出来的话。”(诺曼·雪莱《格雷厄姆·格林传》，约纳森·开普一九八九年版)
如果以上所说的行动仅仅是格林对间谍行当的“外围探索”，那么，一九二四年他去鲁尔区执行一次任务就很有点登堂入室的意思了，而且此举还颇具格林日后所写小说里笨间谍大闹笑话的“黑色幽默”况味，因此值得一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德国未能如期向法国、比利时偿付巨额赔款，法比联军进驻鲁尔区，并策划成立一个独立的“莱因国”。格林认为自己一展身手的时机到了，便给德驻英大使馆写信，表示愿去莱因区采访，回来后将在大学报纸上发表文章，“压一压弥漫牛津的亲法空气”。不久后，他收到使馆一秘冯·本恩斯多夫伯爵复信，说即将去牛津，届时定当拜访。接着有一天，格林的宿舍里来了一个大胖子，把格林的一瓶白兰地喝个精光，此人就是本恩斯多夫了，他与格林说好今后会保持联系。果然，不久后，他通知格林某天晚上去卡尔登花园剧场，在那里，像真正的间谍小说里一样，伯爵“无意”间丢落了一个钱包在地上，格林“无意”中捡了起来。里面是二十五个英镑，够格林和他的好友这两个到莱因区去待两个星期的。不过这笔钱还得匀给三个人花，因为格林和同学都不懂德文，得带上格林的表弟去当翻译。这三位稚嫩的“青手”(green hand，不是“黑手”)能摸到什么情况，当然可想而知。值得顺带提一句的是，那位胖一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了一条“地下铁路”，帮助许多犹太人从德国逃到瑞士，而他自己则最后在莫阿比特监狱里被处死，成为一位烈士。
以上是格林的玩票阶段，他真正下海是在一九四一年，当时，他由妹妹伊利莎白发展，参加了英国秘密情报局(SIS)，俗称“军情六处”(MI6)(《避世种种》，博德利·海德一九八○年版)，这个机构后来声名大振，因为它那里一连出了三名双重间谍，而这三名间谍又全都安全逃抵苏联。这三名克格勃情报员进局时都轻易地通过了安全检查，而“妾身清白”的格林却遇到了一些麻烦，为此，格林二十多年后发了几句牢骚。他写道：“菲尔比当时要比我格林走运。警方有我的材料，因为当秀兰·邓波尔小姐控告我诽谤罪后①，材料转到了检察长那里，调查结果被送交了秘密情报局局长本人。”(《我的秘密战争》序，中译作《谍海余生记》，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这段话见于格林为金·菲尔比《我的秘密战争》(一九六八)一书所作的序言。这篇序言里充满了一个未学成的学生对一位有崇高地位的老师的仰慕之情，文章写得极好，堪称二十世纪英国散文的一绝。
金·菲尔比出身英国名门，在剑桥大学念书时即接受了共产主义，后又娶一名奥地利共产党员为妻，一九三四年在维也纳为苏联吸收为情报员。一九四○年他打入英国情报局，在那里步步高升，成为一名高级官员，官至该局驻土耳其站站长与美国站站长，掩护身份为驻美大使馆一秘，可以直接与美国情报机构联系。他为苏联提供了大量情报，如一九五○年西方企图颠覆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计划。在一九五一年该局另两名双重间谍被发现与逃离后，菲尔比被怀疑为“第三个人”，但是他沉着地应付了多次审问，并且使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下议院里声明“没有证据说明菲尔比背叛了英国利益”。菲尔比此后仍为苏联工作，直到一九六三年才从从容容从贝鲁特逃到苏联，并在一九六五年获得“红旗勋章”。
格林在序言里说：“这是一本诚实可靠的书，富于文采，饶有情趣，他对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出逃后的叙述，远比我能记得的任何间谍小说更为扣人心弦。”格林没有沿袭世俗观点指斥菲尔比出卖祖国，相反，他质问道：“是的，他可能是背叛了，但是，在你我诸君之中，有哪位不曾对比国家更为重要的事或人有过背叛行为呢？在菲尔比本人看来，他投身的是要改变现状以利祖国的事业。”格林甚至还为菲尔比在“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最严重的缺点越来越清楚时”仍然“坚持不变”辩护，说这犹如“在宗教法庭横行的日子里，善心的天主教徒”没有因为“出现了托克马达”而动摇信仰，他相信“有一天一定也还会出现一个约翰二十三世”。意思是菲尔比并没有因为某个高层执行者犯了“宗教审判”式的错误而动摇自己的基本信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有历史先例的。
以一个一九二五年参加过英共，四星期后退出，自称“曾与共产主义短期调情”的人，格林能这样客观看待菲尔比，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格林认为，如果《我的秘密战争》需要一个副标题，他将建议它叫《间谍行家》。“没有人比金·菲尔比当第五科的伊比里亚组组长更为称职了。他总是显得那么松快，遇事绝不惊慌。他干得比谁都起劲，从不让人感到他累了。”“这是一种行家的自豪感，当然，还不止于此。……这是一场令人目眩的大会战，虽然只有一方知道这其实是在打一场假仗。”格林的仰慕之情可谓溢于言表。他童年对侠客与冒险家的英雄崇拜几乎都转移到金·菲尔比身上了。
格林还提到菲尔比曾使手腕搞掉自己的顶头上司并且取而代之。他原来以为这是“菲尔比为人的唯一瑕疵”。但是当他明白菲尔比这样做是为了“事业而不是为个人”时，他“很高兴自己的看法错了”，他对菲尔比的“喜爱之情又在心头重新燃起”。
格林序言的最后一段套一句滥调可以算得上“情文并茂”，值得全段抄录：
“过了些年，当麦克米伦在下院宣布金没有问题之后，我和金的另外一个老朋友正好去克罗伯洛，想起来该去看看他。长满杂草的花园看不出有人管理的痕迹，也没人出来应门铃。在阿什当森林边沿，我们朝这个可怜人在萨里郡那杂乱无章的爱德华王朝式房子的窗户里看进去，只见邮件已很久无人拾取，门旁地板上撒满了广告宣传品，厨房里有几个空的牛奶瓶，洗碗池里有一套用过的杯碟，看起来这儿更像是一个废弃了的吉卜赛人营地，而不是一个有妻室儿女的人的住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已经去了贝鲁特，也就是他去莫斯科——他从未到过的老家——前的最后一站。在地下呆了三十年之后，他确实也该获得休息的权利了。”
以上介绍的是格林眼中的菲尔比，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一位间谍大师的崇敬，换句话说就是可以看出格林对这种职业的向往与热爱。那么，作为一名间谍，他又是干得怎么样呢？我们不妨反过来看看菲尔比对格林的评语。
《我的秘密战争》一书里头绪很多，但是幸运的是居然有数处提到格林。中译本第8页上提到了格林的小说《密使》，还引用了颇长的一段对话。那是用来说明菲尔比为何要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第42页上，菲尔比对老同事、老部下的“鉴定”就不那么客气了：“情报局甚至还起用了一些更带‘腐蚀性’的外来人员，例如格雷厄姆·格林和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情报局招这两个人纯粹是为了装点门面的。”同页上一条原出版者注里也说：“英军占领亚速尔群岛后，格雷厄姆·格林与他在该地区的情报员失去了联系，而军情五处则利用此事嘲笑秘密情报局的愚蠢。在格林为此受到责备时，菲尔比曾为他进行过辩护。”这可以算是一条“旁证”，说明格林工作不得力甚至有失误，以致引来“兄弟”情报部门攻击——在英国，军情五处与六处经常互拆台角，就像我国曾经有过的中统和军统一样。
在第83页上，又出现了菲尔比的饶有英国幽默味的评语：“说到这里，我应该说明这次扩编使我们得到了两个十分可爱的同事。为了加强第五科的力量，格雷厄姆·格林从弗里敦调回来了。据说他以前一直在那里监视法国维希政府的阴谋活动。我希望他能原谅我，我现在的确想不起他在西非有任何惊人的成就；也许是法国人没搞什么阴谋活动？不过，我的确记得曾经开会讨论过他提出的要利用流动妓院来挫败法国情报人员和两个孤独的德国人的活动的建议，因为他们有在葡属几内亚刺探英国海上运输情况的嫌疑。当时，对这个建议曾进行过十分认真的讨论，最后只是由于看起来它不可能取得什么有价值的重要情报才没有采纳。幸运的是格林被调了来，我派他负责葡萄牙事务。他非常开心的事是攻击战略情报局，他对他收到的函件所作的尖刻评论成了我们每天的笑料。”
菲尔比书中提到格林的地方还有几处，但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这些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格林肯定不是一个好间谍，否则他总能看出菲尔比双重身份的一些蛛丝马迹，他若是看出是绝对不会放过吹嘘一番的机会的。格林倒也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坏的间谍，他并没有捅出过酒后泄露重要机密这一类的漏子。要问他在西非任职期间干出什么惊人的成就，那就是体验了生活，收集了材料，写成一本代表作《问题的核心》(一九四八)。至于建议拿战争时期英国纳税人的钱去开一所流动妓院，这种馊主意，也亏了形象思维丰富如格林才想得出。对于菲尔比对他工作上失误的开脱，格林当然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在那篇序言里写道：“如果有人出点差错，他(菲尔比)总是大事化小，不加批评，结结巴巴地打个岔儿，遮掩过去。他给同事们帮了不少忙。但我们那时不可能知道他在帮谁的大忙。”说白了，格林在情报局的作用无宁是充当了每个单位都少不了的“活宝”，他的文学才能特别是高水平的讽刺本领给阴沉沉的情报局五科增添了不少笑料，以致几十年后一提起他，首先泛起的还是这方面的愉快回忆。
菲尔比对作为间谍的格林，评价就是这些——格林干到一九四四年就走了。对他文学上的成就，没有讲，当然不见得会有什么怀疑。保尔·奥泼莱的《格雷厄姆·格林导读》(一九八八年版)上提到定居莫斯科的菲尔比读了《人性的因素》后的感想，说他认为，书中残忍无情的珀西瓦尔大夫不像是英国情报部门中的一员，“他准是从中央情报局招募来的”。菲尔比在这里是借题发挥，攻击宿敌美国的间谍组织，不能算是在做文学批评。
格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当间谍的材料。他在谈他所崇拜的另一个间谍伊夫·阿兰(其实是法国的地下工作者，曾救出二百五十名盟军飞行员)时说：“他(指阿兰)是间谍世界里的一位行家；我在这个世界里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枚小齿轮，是战争时期当过几年的一个票友。”(《另一个人》)但是格林的间谍生涯对他的文学事业不是没有好处的。首先，他从中产阶级烦闷单调生活里逃避了出来，后来再也没有自杀，而且一直活到八十七岁。其次，他也算是深入了生活，使他得以写出几部以间谍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像间谍那样观察社会，观察人生。他说过：“我寻思，每一个小说家都和间谍有共同之处；他细察，他偷听，他探究动机与分析人的性格，为了文学，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另一个人》)“小说家与双重间谍也有共同之处，他轮番地糟塌与维护他笔底下的那些人物。”(《导读》)“装假变成了一种保护——它提供给我几种掩护的身份。”(《另一个人》)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项羽的“逆反公式”“学剑不成，去学书”来解释格林的生平与创作，但是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间谍型的作家”的话，排在首位的无疑是格雷厄姆·格林。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①格林一九三八年任《夜与日》电影评论员时，撰文评秀兰·邓波尔(当时九岁)演《威·威利·温基》时“卖弄风情”。二十世纪福斯控告《夜与日》和格林胜诉。格林本人被判赔偿五百英镑。
李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