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可斯·卡赞扎基斯一八八三年生于希腊的克里特岛上一个农业经营者的家庭。在他十四岁之前，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岛上的农村里，他就是在这里熟悉了日后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人物渔民、农民、牧羊人、小酒店老板、小商小贩的。因此，尽管他后来离开了克里特岛，尤其是在成年之后，以四海为家，过着一种自我流放的漂泊生活，但是他对家乡克里特岛和他曾经生活于其中的农民，也就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始终有着一种特殊的眷恋和忠诚。这成了他的精神的归宿。而这也正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所以成为伟大的极其重要因素。
也是在克里特岛，卡赞扎基斯的童年是在革命斗争的氛围中度过的。希腊曾是奥图曼帝国的一部分，处于土耳其人的专制主义统治几达四百年，当时虽已独立，但是克里特岛仍控制在土耳其人的手里，因此当地民族情绪特别强烈。少年卡赞扎基斯看到和听到不少民族英雄争取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这样的耳濡目染，使他把英勇无畏视为人类至高无上的美德，而他自己的父亲正好是这一美德的最完美的典范。这对于他的思想成长，对于他毕生所从事的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都有不可泯灭的影响。
一八九七年克里特爆发了反异族统治的起义，卡赞扎基斯被家人送到纳克索斯岛避乱，进了一所由方济各会教士办的学校就读，在他一生中第一次生活在一个与他生长的环境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在这里，他不仅接触到了古代希腊哲学和近代西方思想，为日后他在哲学上的求索埋下了引子，奠定了他成为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请注意，这里的“知识分子”一词的涵义远远不是我们一般所用仅仅指受过教育的人而已，而是指对人生意义和人类前途抱有悲天悯人的胸怀和远见卓识的睿知的哲人与贤者)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他发现除了英勇无畏以外还有一个美德：沉思默想，和另外一个父亲——基督——的完全不同的英勇献身精神。
就是从这时和这里开始了卡赞扎基斯毕生在他内心苦苦进行的精神与肉体的斗争：一方面他渴望行动，另一方面他又亟思隐退，以致他一生都在不懈地寻找他的真正父亲，真正救主——也就是寻找他自己的和人类的存在的意义。
他在纳克索斯岛的修道院里打下了人文学的基础以后，先到雅典大学进修，发现了尼采。取得了学位以后，他又到巴黎去师从著名哲学家柏格森。在这以后即开始了他的一个禁欲苦修时期，曾到马其顿的阿索斯山的修道院去修行，独居斗室，与世隔绝，要想通过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修炼，达到与救主的直接沟通。结果令他失望，因此他决定重新回到尼采。接着从尼采又转到佛陀，从佛陀转到列宁，从列宁转到奥德修斯·卡赞扎基斯这一哲学上的奥德修斯式的漂泊，最后还是以回归到基督告终。不过这个基督已不是他当初最早接触到的基督，而是在这期间以他在精神上求索之所得大大丰富了和充实了的基督。
他之所以能够抱着他那经过了试探的信念复归于基督，是因为他自己也体验到了被基督视为假救主而加以抵制和摒弃的诱惑：一是婚姻，二是革命。曾经在马其顿的那个从十世纪开始就无女性(甚至母牛和母鸡)进入的深山修道院中坐关默思的年轻人，终于在一九一一年结婚，享受了人伦之乐，但是并没有从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尤其是他在精神上的追求需要他付出独居为代价，终于导致婚姻破裂。他也像耶稣一样，遇到了争取自由的暴力革命的诱惑。克里特岛革命战士的英勇业绩，曾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滋生了对积极活动的仰慕之情和亲身参加的热望。这在一九一七年由于两个外来因素而更加强烈了：一是俄国革命；二是与伯罗奔尼撒矿井的一个传奇性人物卓尔巴的相交。
卓尔巴是卡赞扎基斯心目中的肉体和行动的代表，他有充沛的精力，干练的能力，在生活上纵情享受，毫无顾忌地满足一切本能的欲望。后来在他的一部代表作《希腊人卓尔巴》(一九四六)中，卡赞扎基斯把他这一性格提高到一种信仰的高度，他的放纵成了自然界本身的力量的代表。作为对立面的矿井老板，也就是故事叙述者第一人称的“我”，他的禁欲主义的出世哲学终于抗拒不了卓尔巴所代表的生的欢乐的诱惑，以致去占有一个年轻寡妇，违反当地习俗，导致寡妇被私刑处死。这是在卡赞扎基斯的作品中，精神与肉体的斗争的一次较量，以肉体的胜利告终。
在现实生活中，卓尔巴成了卡赞扎基斯的形影不离的朋友，一九一七年两人曾一起访问了革命后的俄国，这次访问撒下了卡赞扎基斯信仰列宁的哲学的种籽。但这种籽要到二十年代中期才萌芽开花，而在这以前，卡赞扎基斯在人生哲学上仍是彷徨不定的，仍不知他的人生的最后目的是什么，仍在寻求他的救主。他翻译了柏格森、达尔文、艾克曼、詹姆斯、梅特林克、尼采、柏拉图。这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尼采，因为他后来自己曾经说过，是尼采教导他，一个人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是斗争——即献身于一个事业，并为之斗争，没有任何畏惧，也不抱要想得到任何报酬的希望。这为他日后信仰列宁准备了基础。在转向列宁之前，他一度皈依佛陀的完全出世、肉体完全让位于精神的学说。但是在他当时寄居的柏林，他经历了德国战败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贫困和饥饿，因为他要创建一个新世界和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上帝，马克思主义学说似乎正中他的下怀。这样他就又从佛陀的出世哲学摆到了列宁的革命行动哲学一边，列宁成了他的新的上帝。他先后曾以官方和私人身份一共到俄国四次，后来尽管他对苏联的看法有所改变，但对革命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一九五七年他身患白血病，还应邀访问了中国。
他的这种在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徘徊，暂时在写作长篇史诗《奥德修记现代续篇》(一九三八)中找到了依托。这是他为同名的荷马史诗写的续篇，描写古代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历经长期漂泊重返家园回到绮色佳后，又外出漫游，寻找新的经历，不过是在现代的背景下。他先到斯巴达，把海伦带走，又去克里特岛发动政变，到埃及参加工人革命，最后大彻大悟；去深山修道，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乌托邦，乌托邦后来终于被毁掉了，而他自己却获得了彻底的解脱，在南极升天。这部长诗同荷马原作一样共分二十四部分，却有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行，比荷马的一万二千一百一十行多出了一倍以上，其中包容了卡赞扎基斯的全部见闻，全部思想，和他在精神与肉体斗争中的全部经历和感受；其中出现的佛陀、基督、浮士德、堂·吉诃德等人物都有其一定的象征意义，可谓是一部皇皇巨著。可惜它因为内容庞杂，篇幅过大，识者不多，在世界文坛上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但是对他本人来说，这部史诗的写作对他的思想发展却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他这时发现创作才是他的天赋使命，他的救主。在此以前，他原本是要把四次访苏的所见所闻向外界作报道，但是他的心却始终念念不忘他要写《奥德修记现代续篇》的构想。两相比较之下，他认识到自己的见闻感受必须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不能成为单纯的宣传，否则就无法满足他自己和读者的精神追求。这样，在他五十岁的时候，他开始以全身心投入他自认的唯一职责之中，即象乔伊斯写《优力修斯》一样，要做一个想象创造的大祭司，铸造人类的良心。他在从事这一艰巨的任务时，既怀着一种强烈的宗教热情，融基督教义、佛教教义、柏格森生命哲学、尼采超人哲学于一炉；又抱着一种冷静的理性态度，一方面不信任纯观念，另一方面崇拜自发行动；还有他在为政府服务和广泛旅行中获得的丰富实际经验；而尤其强烈的是他对古代和现代希腊的土地和人民的热爱。他选择《奥德修记现代续篇》的创作，因为它能打破地域畛限，可以包罗万象地把复杂的西方思想同纯朴的东方感情揉合在一起。奥德修斯是希腊人，但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有机智，也好行动；他是个漂泊者，到处寻求新奇的经历，但他也是个超人，而卡赞扎基斯在创作这部庞大的史诗时，也成了一个自有特色的超人：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他离群索居，自早到晚写作不辍，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如此先后达十三年，七易其稿，始告完成，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是很少见的。
接着他又把但丁的《神曲》译成现代希腊文。他之所以从事这一大工程，是因为他在但丁身上看到了一个同自己一样追求完美的人，被自己的人民所放逐所不齿而无家可归的人，要想用艺术为手段把肉体升华为精神的人。但是真正能够反映他的精神与肉体的斗争的作品还是战后从一九四八年起到他生命的最后九年中所创作的几部作品，其中尤以《希腊的受难》和《基督的最后诱惑》最具有代表性。这时他已誉满全欧，作品已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但是成功却带来了完全的误解和诋毁，幸而他已学到了尼采的教诲：争取自由的斗争不能有任何畏惧，也不能存任何报答的希望，才能将这一切吵嚷置之度外。这种种不快事件的由来，是因为他是本着艺术家良心从事创作的，尤其是在刻划他毕生投入的精神与肉体的斗争时毫无世俗的顾忌，不免触犯了偏执的宗教界人士的忌讳，以致《希腊的受难》几乎使他险遭逐出教门。《不自由毋宁死》引起报界攻击他是克里特岛和希腊的叛徒，因为卡赞扎基斯尽管热爱农民，但从来不一味美化他们，在这部作品里，他既颂扬了希腊式英雄主义的正的一面，也不掩饰它的负的一面。至于《基督的最后诱惑》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他所受到的攻击的激烈，迹近中世纪宗教迫害。一九五七年他讼革归途在广州误种天花疫苗病死德国，遗体运回希腊安葬，希腊大主教仍拒绝让他的遗体停放在教堂中任人瞻仰；甚至在他死后三十年该书在美国改编拍摄成电影时，还引起一部分宗教信徒的抗议和抵制。其实这一切都是无知和误解所造成的，有心的读者在细心读了本书之后一定会有同感。
上面已经说过，争取自由的斗争不能有任何畏惧，也不能有报答的希望。卡赞扎基斯笔下的耶稣，就是这样一个尼采式的超人。他像奥德修斯一样，是自由人的原型。他凭借意志的力量，取得了对物质的胜利，或者换句话说，把物质转化为精神。这一全面的胜利实际上是一系列具体胜利的总和——他不断地斩断了各种形式的束缚：家庭的羁绊，肉体的欢悦，国家的权威，死亡，的恐惧……因为在卡赞扎基斯看来，自由不是给予斗争的报酬，而是斗争过程本身。因为耶稣必须不断地受到邪恶的诱惑，不断地感到它的诱惑，不断地屈服于它的诱惑之下，因为只有这样，他最后对诱惑的抗拒才有意义。
在正统宗教观点来看，这是异端邪说。但是卡赞扎基斯不仅信奉这异端邪说，而且把它当作这部作品的整个结构的基础，这应该可以为我们对他的最深层目的的了解提供一些线索。他的目的主要不是重新阐释基督，或者改造教会，而是要使基督从根本上超脱于教会，是要塑造一个新的救主，从而填补自己在道义上和精神上的真空。卡赞扎基斯的内心冲突是二十世纪每一个有识之士在面临我们时代的混乱时所必然产生的内心冲突，要解决这一冲突，他希望把耶稣写成一个能为二十世纪所了解的新时代人物，但仍保持基督传说中一切能为各时代的各种人所能接受的成分。正因为他自己毕生经历了精神与肉体的斗争，使他能够极其深刻地描绘耶稣在选择爱与斧之间，在选择天伦之乐与殉道者的流放和孤独之间，在选择仅仅解放肉体与同时解放肉体与灵魂之间所经受的痛苦。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于不问春夏秋冬楼
(《基督的最后诱惑》，〔希〕尼·卡赞扎基斯著，傅惟慈、董乐山译，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董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