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相信宇宙万有的基本精神是和谐与协调。他认为佛陀宣讲“和谐的关系”时，讲的不仅是人类的和谐关系，而且是同宇宙万物的和谐关系。“完美的自由处于一种完美的和谐关系之中，并不在于仅仅砍断束缚。”从这个哲理源泉里便流出了他那爱的福音：“只有通过爱才能获悉世界的意义，因为世界是一种爱的表现。它等待着从自我解放出来的、我们的灵魂的呼应。”(《断想钩沉》第九十六节——泰戈尔的一部分诗篇，可以说是诗哲的灵魂对宇宙、人类的“和谐关系”以及“世界的爱的表现”所作出的“呼应”。
作为爱的宗教的信奉者，主张协调的手段是一切伟大文明的基础，指望一切矛盾在爱中融化、消失，泰戈尔是天真得有点迂腐了。实际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自己的社会思想就复杂得很，自相矛盾之处亦复不少，而且并非一成不变，倒是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泰戈尔骨子里是个深情的人道主义者，他爱神和人，他爱自然和儿童，他爱祖国和人民，当他所热爱的一切受到凌辱和蹂躏的时候，势必自然而然地引起他的愤怒和憎恨。由于事实的教训和印度本土以及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他的头脑也就逐渐清醒起来，终于面对现实，勇敢地站到了反殖、反帝、反法西斯的前列，诗歌也由“光风霁月”一变而为“怒目金刚”(借用季羡林先生语)。
泰戈尔在年轻时写了不少描写自然景物的诗篇。他认为物我一如，“我与大地上的一切都是一体”，“我非得表达出我和大地的血缘关系和我对她的亲属之爱不可。”(见《孟加拉掠影》)泰戈尔以其诗哲的敏感与深情，往往化景物为情思，诗句如行云流水，境界幽远而意味深长。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泰戈尔优美空灵的风景诗则是他灵魂对大自然的呼应，是浸透着他的哲学思想的、他那独特情趣的返照。
泰戈尔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左右，写了大量的爱情诗。他清楚地标明《园丁集》是一部“关于爱情和人生的抒情诗，”其实，在《情人的礼物》《游思集》《采果集》《鸿鹄集》里，情诗亦复不少。他是入世的，热爱人生而又经常探索生命的哲学；所以他讴歌爱情总离不开歌颂生命。他理想中的爱情是纯真、节制而又充满生命力的，他对神说：“我不要漫无节制的爱，它不过像冒着泡沫的酒，转瞬之间就会从杯中溢出，徒然流失。／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清凉纯净，像你的雨，造福干渴的大地，注满家用的陶罐。/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渗透到生命的核心深处，由此蔓延开来，仿佛看不见的树液，流遍生命之树的丫枝，使它开花结果。／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使我的心因充满和平而常保安宁。”(《采果集》第六十六首)他认为“爱是充实圆满的生命，”(见《飞鸟集》第二八三首)所以他这样讴歌男女之情：“她贴近我的心犹如草原的花贴近大地；她给我的感受是甜蜜的，犹如睡眠之于疲倦的四肢。我对她的爱情，是我旺盛生命的流动，仿佛河水在秋天泛滥，泰然恣意奔腾。我的歌和我的爱情合而为一，就像流水潺潺，同它所有的波浪和激流一起歌唱。”(《情人的礼物》第四首)
所以，泰戈尔的情诗，多半写的是乡村少男少女朴实自然的、“单纯如歌曲”的爱情，往往是“一种欲予故夺、欲露故藏的游戏；一些微笑，一些微微的羞情，还有一些甜蜜的无用的挣扎。”没有强求和阴影，没有神秘和摸索，更没有“从欢乐中压榨出痛苦的醇酒”。(《园丁集》第十六首)泰戈尔以清丽的诗句，细腻的笔触，抒写了这些热恋中的男女种种复杂微妙的情绪和心态，特别是写出了他们的痴情：“她村子里的邻居都说她黑——然而她在我心上是朵百合花，是的，虽然并不白皙，真是朵百合花。”(《情人的礼物》第十五首)“如果我拥有天空和空中所有的明星，以及世界和世上无穷的财富，我还会要求更多的东西；然而，只要她是属于我的，给我地球上最小的一角，我就心满意足了。”(同上，第五首)泰戈尔甚至为一对情人在春天芬芳时辰里的放浪形骸请求宽恕，因为他们“只是在稍纵即逝的片刻里得到了永生。”(《园丁集》第四十四首)
诗哲是开明的、富于人情味的；可他又是主张男子应从“温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男子气概”(同上，第四十八首)的。——全面地了解诗哲关于男女之爱的观点，还得读一下被誉为“空前诗化”的剧本《齐德拉》：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里有个插曲，讲的是英雄阿周那浪游到曼尼普个，看中了被国王当作男孩子抚育成人的、武艺高强的公主齐德拉，他入赘生子后吻别妻子而去……泰戈尔把情节倒了个个儿，男性化的齐德拉在森林里遇见了阿周那，生平第一次感到她自己是个女人。她爱上了他，他可不喜欢她。她求助于爱神和青春之神，让春花的娇艳附丽于她的五官和四肢。他惊为天神。他着迷了。他求爱，她劝他别把伟大的心贡献给一个幻觉。时值晚春，落英续纷，天与地、时间与空间、快乐与痛苦，在一阵狂喜中融合在一起。爱情的最初结合是甜蜜的；可她觉得借来的美貌丽质妨碍着她俩进一步的结合。天堂近在手边，可天堂还没有到手，她甚至觉得美艳的肉体成了她自己的敌人。而他也对官能的欢乐感到餍足，要求比欢乐更持久的东西，要求女人不仅是个女人；而他自己也想有所行动，去狩猎，去履行刹帝利的任务，为民除盗。他悬想着同齐德拉并驾齐驱、保护人民，可不知道她就是齐德拉。而齐德拉终于摆脱外表的娇艳，露出本色，并作出热情坦率的自白。阿周那终于恍然大悟：“亲爱的，我的生活是美满的了！”泰戈尔的传记作者克·克里巴拉尼说：这个剧本“反映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什么是爱，什么是美，什么是男女关系真正的永恒基础等永久性的问题。”我认为她说得是中肯的；没读过这个剧本的，也可以从情节的发展中体会到泰戈尔的思想。《断想钩沉》第二十三节里有几句话，似乎也可以作为这个剧本的解释：“在爱情里觉醒，并不是在一个甜甜蜜蜜的世界里觉醒，而是觉醒于奋身干一番事业的世界里，在那儿，生命通过死亡而获得不朽，欢乐在受苦受难里获得价值。……爱情是灵魂的富裕，因而爱情在敢作敢为和坚韧不拔上显示它的本色。”
作为人道主义者和“爱”的诗人，泰戈尔自然不仅是抒写男女之间的深情热爱的。他的爱要广泛得多，宏大得多。泰戈尔爱众生，在他看来，既然众生都是梵或神的变体，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是自由平等的。他怀着忧国忧民的深情说道：“印度，在没有摆脱个人和集体的愚昧，普通的人民不被看作真正的人的情况下，地主把他们的农奴仅仅看作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强者践踏弱者被认为是永久法律的情况下，在高种姓轻蔑低种姓象畜牲一样的情况下，是永远不能独立的。”(见《印度的将来》)他的信念是：“人类的历史，耐心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飞鸟集》第三一六首)他以一系列的《故事诗》借古喻今，反对封建压迫、种姓制度、殉葬劣俗，歌颂抵抗外族统治的英勇斗争，凡此都间接地表达了他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他祈求在上帝的指引下，人们的心灵日益开阔，整个国家终于觉醒起来，进入“自由的天堂”。《吉檀迦利》第三十五首，便是针对当时当地的现实，抒写他的这种理想和祈祷的：“在那儿，心灵是无畏的，头是昂得高高的；／在那儿，知识是自由自在的；／在那儿，世界不曾被狭小家宅的墙垣分割成一块块的；／在那儿，语言文字来自真理深处；／在那儿，不倦的努力把胳膊伸向完美；／在那儿，理智的清流不曾迷失在积习的荒凉沙漠里；／在那儿，心灵受你指导，走向日益开阔的思想和行动——／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进入那自由的天堂吧！” 泰戈尔还认为：印度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权欲横流，社会风气搞坏了；人的精神受到金钱和物质刺激的腐蚀，麻木不仁，不仅人受到人奴役，连人也被物质主义所奴役。对此，泰戈尔有他自己的一套说法：“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物的世界，在它同爱的世界之间断绝交通的时候，便失去了它的平衡。于是我们就不得不为极低廉的东西，付出灵魂的代价。……于是就引起了可怕的战斗、嫉妒和压迫……我们痛苦地意识到这种事情的邪恶……”(《断想钩沉》第二十四节)为了驱除邪恶，挽救世道人心，他提倡一种精神宗教，用以促进人们从物质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净化心灵，纯洁品格，改变社会风气。泰戈尔的初衷，是希望处于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的印度民族、印度人民早日觉醒，摒弃积习，振奋起来，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宗教后来落入神秘主义的深渊，把物质世界看成是精神世界的投影，梦也比面包真实了。除了其它原因外，这当然是同泰戈尔那时跟反对殖民主义的群众运动格格不入后离群索居，思想矛盾、精神苦闷分不开的。
然而，现实是严峻的，印度本土以及国际上的政治斗争，终于促使泰戈尔的头脑逐渐清醒，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一九一九年，英国军队血腥镇压旁遮普省阿姆里则城的群众，并实行军事管制，泰戈尔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痛苦得人都病倒了，他愤而放弃英国政府封他的“爵士”称号，一般认为这是诗人重新面对现实、走上战斗道路的新起点。这显然不是泰戈尔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态度的突变，而是由量变演化而来的质变；在此之前，他的思想深处已经在酝酿着种种变化，而他的诗歌里是透露过个中消息的：
来吧，朋友，下来踩在坚实的大地上，
别畏缩，别在昏暗中采集梦幻。
风暴在空中酝酿，闪电在抽击我们的睡眠。
下来，下到平凡的生活里来。
幻景的网撕破了，在乱石墙中安身吧。
——《诗集》(克里巴拉尼编选)第一首
接着，泰戈尔在孟加拉自治运动期间放声歌唱：“我诞生在这土地上，我有幸热爱这土地，我是有福的。”“我不知道还有照在何处的月光，能以这样的美丽涌满我的身心。”(同上，第三十八首)“拉起锚来，张起帆来，莫管它风云不测。”(第三十九首)“风狂雨暴的惊扰之夜，如果他们不举起灯来，不幸的你啊，你就用痛苦的雷霆之火点燃自己的心，让它独自燃烧吧。”(同上，第四十首)爱的竖琴上增添了爱国主义的弦索，柔和清丽的诗就变成慷慨悲歌了。
后来，泰戈尔又以诗歌祈求上帝唤醒印度各地的人心，祈求那“驱策着人类的历史沿着国家兴亡的崎岖道路的”上帝，把黑暗长夜里沉沉入睡的印度从恶梦中解救出来，并且预见到了“夜尽天明，太阳从东方升起，晨风带来新生活的熙熙攘攘。”(同上，第五十一首；这首诗在印度独立后曾一度被选为国歌)泰戈尔鉴于“永远觉醒的主”已经唤醒世界各地的弱小民族征服恐惧，纷纷站起来斗争，印度却落后了，“蒙垢受辱躺在尘土里”，他祈求上帝给印度洗雪耻辱，把胜利的讯息传给她，打消她的灰心失望，鼓舞她振奋精神，肩负重任，跟已经站起来战斗的其它民族一道前进。——尽管仍旧一再向上帝祈祷，毕竟不复在“自由的天国”里神游徘徊，确实是“踩在坚实的土地上”，忧国忧民地想“奋身干一番事业”了。“爱的福音”毕竟为爱国主义所充实，发展到了切合实际的新高度。而他那绝对的“泛爱主义”后来也有所修正，他终于表示：“对于那些不爱人民的人，是很难发出爱的感情来的。”(见《海上通讯》)及至一九一九年的斗争高潮，他又克服了勿以暴力抗恶的错误思想，而一九二二年写的剧本《摩克多塔拉》，则以象征主义的手法，赞扬了人民群众的暴力斗争。
泰戈尔的眼界开阔了，他关心着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命运。国际风云变幻，意大利法西斯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激起了泰戈尔义愤填膺的诗歌，《非洲》：
唉，你隐藏在一块黑纱之下，
黑纱使你的人类尊严黯然失色，
竟成为被鄙夷的黧黑幻象。
带着捉人囚笼的猎户们向你偷袭过来，
他们凶猛，比豺狼的牙齿还要厉害，
他们骄横，比幽暗的森林还要暗无天日。
文明人野蛮贪婪，彻底暴露了无耻的不人道。
你哭了，可你的号啕给压抑住了，
你的森林小径被鲜血和泪水浸成了泥泞。
众强盗的钉靴，
在你奇耻大辱的历史上
踩下了洗雪不掉的痕迹。……
——《诗集》(克里巴拉尼编选)第一○二首
悲天悯人的泰戈尔现在真是金刚怒目了。他还写诗揭发日本法西斯祈求菩萨保佑他们对中国的血腥侵略，(同上，第一○八页)谴责英法在慕尼赫会议上牺牲他国利益、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同上，第一一O首)一九三七年圣诞节，希特勒在中欧飞扬跋扈，诗人预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他抱病写下短诗，语重心长地说道：“毒蛇／处处吐出剧毒的气息，／讲的是温文尔雅的和平，／听起来活像是嘲弄。／因此，在我去世之前，／让我对多处正在准备／向恶魔作战的人们，／致以我生平最后的敬礼。”(《边缘集》第十八首)一九三九年五月，加拿大渥太华电台又响起了泰戈尔号召战斗的诗篇：“干吧，年轻的国家，／宣告为自由而战。／举起战无不胜的信念的旗帜。／在那被仇恨炸裂的大地上，／用生命架起桥梁，／向前迈进。”“不要屈服，不要俯首忍辱负重，／你受到恐怖的冲击，／也不要用虚伪和狡诈来挖掘濠沟，／为你不光采的人格找个避难所；／不要为了拯救自己，／把弱者当作祭品献给强人。”后面几句，显然是谴责“绥靖主义”的。可见泰戈尔的爱的竖琴上，继爱国主义的弦索之后，又添上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弦索，发出前所未有的、战斗的慷慨高歌来了。
应该回过头来补一笔的是泰戈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怀和支持。一九三八年一月印度人民举办“中国日”，泰戈尔发表《致中国人民书》，他说：“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希望这种对你们国家深思熟虑的暴力进攻，会在它带来的英勇痛苦中产生一种崇高的意义，促使一个新的民族灵魂产生。”(转引自季羡林《泰戈尔与中国》)他给日本法西斯诗人野口米次郎的信里，既痛斥日本军队的暴行和日本以鸦片、海洛因毒害中国人民，又预言中国是征服不了的，中国人民空前团结，“正为那个国家创造着一个新的世纪。”
泰戈尔八十岁，生日述怀：《文明中的危机》标志着诗哲的思想终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仅控诉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深信祖国必将获得独立，而且谴责英国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后来又默许日本吞并华北。他说他“以前相信过，文明的源泉会从欧洲心中发出，但是今天，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的信念完全破产了。”他宁愿向前看，当洪水消退，“人类历史上会出现新的一章。说不定黎明会从这一面出现，从太阳出升的东方出现。”(同上)诗人这么说的时候，心里可能想的是中国；因为他在一九一六年看到中国工人在新加坡码头上劳动，就觉得“在这个广大阶层里蕴藏着整个中国的巨大力量。”“中国这种巨大的力量一旦能放在现代化道路上运行，那就是说掌握现代科学；那时，在世界上恐怕没有力量可以阻挡它向前迈进。但是具有这种可贵的民族力量的中国越是向前发展，有些专为自己利益打算的国家，越是想尽主意来摧毁它。”(《旅日途中》)
可见，泰戈尔不仅对中国友好，而且确有远见卓识。
生与死
一位孟加拉医学博士对叶芝说：泰戈尔是印度圣人中间“第一个不厌弃生存的”。(见叶芝为《吉檀迦利》写的序)这话不假，泰戈尔绝不是厌世或出世的诗人，他是入世的。他的诗和剧本都写到过隐居山林苦修的苦行者，结果都回到尘世来寻找他当初执意回避的姑娘了。《游思集》Ⅲ第二十三首诗写得极清楚：苦行者苦修苦炼功德圆满，众神的君主下临尘世告诉他：他已经赢得了天堂。可他不要上升天堂了：“我要那拾柴的姑娘。”
泰戈尔认为宇宙中全是生命，全是运动，全是发展和变化。他在《吉檀迦利》第六十九首诗里说：
就是这日夜在我血管里奔腾的生命之流，奔腾于世界之中，按着节奏手舞足蹈。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欢乐地从大地上破土而出，蔚为芳草无数，发为绿叶繁花，摇曳如波浪起伏。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随着潮汐的涨落，在生与死的海洋里摇摇晃晃。
我觉得因为四肢受到这生命世界的爱抚而光荣。而历代生命的搏动，此刻正在我的血液里舞蹈，我引以自豪。
可见，泰戈尔放眼宏观世界，认为生命之流既流贯于历史长河(时间)，又奔腾于大千世界(空间)。活跃于包括我在内的众生万物之中。泰戈尔还认为“生存是不朽之泉的轻快流动”，“生命是不死的，完美圆满乃是无穷的成长和永远推陈出新的希望。”(见《断想钩沉》第六十节)
泰戈尔写过一个诗剧叫做《春之循环》：国王头上长出了白发，觉得死亡在敲门。为解除国王的烦恼，诗人给他演了一个戏，每幕戏的大门都是用歌的钥匙打开的。这些歌抒情地表达了春天的感受以及生气蓬勃的生活的欢乐情绪。这些歌的主题是：“冬天脱掉外衣”，便“露出它美丽之极的春天的形相”。雪莱认为：如果冬天已经来了，那么离春天也就不远了；泰戈尔则认为万物生生不息，春天年年来临，旧的也经常是推陈出新的。与歌并行的，是人生的青春的戏：一群年轻人，进到一个山洞里去寻找世界老人，结果发现“哪儿也没有老人”、“老人是个梦”。春天的歌和青春的戏互相对应，共同说明一个哲理：“在这广大的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生气勃勃，一切都在运动。”正因为一切都在运动，万物生生不息，正如第四幕《青春归来之歌》所说：“我们一再的说‘再会’，也一再的重新归来。”年复一年，冬天作为春天重新出现，繁花围着它歌唱：“你来了，像一个在死亡的大门口赢得生命的士兵。”看过载歌载舞的《春之循环》，白发苍苍而怕死的国王，其烦恼总该迎刃而解了。
在这个戏里，一心要“使人们摒除欲念”的诗人，还同国王大谈其“舍弃之道”，并吟咏诗篇启发他：“兄弟啊，不要依恋你的私人财产，／不要永远坐在你的角落里，／出来吧，到广大的世界里来吧，／到人生的大道上来吧，／青春焕发的舍弃者们，出来吧。”但国王还是不理解“广大世界的人生大道就是舍弃之道。”诗人便告诉他：舍弃者的秘密，便是发展变化。为了有所得，必然有所失。“你可曾留意到奔腾大河的支流从山洞里浪花飞溅地涌出来么？河流那么迅速地宣泄自己的流水，河流也只有这样才获得了它自己 ”
这段象征性的话，国王还是不大明白。在《断想钩沉》第三十五节里，泰戈尔可把这层意思说得极为透彻，也极为美丽：“有的人对生命所抱的观念是静止的，他们盼望死后继续存在下去，只不过因为他们所祈求的是永生而不是完美，他们喜欢想像他们所习惯的事物会永远持久不衰。他们在心灵里，把他们自己，跟他们的固定不变的环境，跟他攒积起来的任何东西，完全打成一片了，要他们丢下这些东西，就是要他们的命。他们忘记了生存的意义就是超生，这就是永远生长得超越它本身，更上一层楼。果实依附着茎，果皮依附着果肉，果肉依附着种子，只是在果实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准备好进一步的生长过程的时候。果实的外层和内核还没有区分开来。它只是以其坚韧性证明其生命。然而，种子成熟的时候，它对周围环境的依附便放松了。果肉香了，甜了，超脱了，奉献给需要它的众生了。鸟儿啄它，损害不了它，风暴把它刮下来，甩在尘土里，也毁灭不了它。它以它的舍弃，证实了它的不朽。”可见，人生在世，其意义不在于为自己攒积财物什么的，而在于不断地促进自己的成长，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不惜舍弃自己，作出奉献，那就是近乎不朽了。
在《春之循环》这个戏里，泰戈尔还借诗人之口，叫国王站起来活动活动，听听王宫外饥饿的人民大哭小喊：“王宫外边儿的呼喊，是生命对生命的呼喊。如果你内在的生命不为所动，不与外边儿的呼喊相感应，那就应当有理由担忧了——不是因为你玩忽职守，而是因为你正在死亡。”这就是泰戈尔给死亡下的定义。“因为生命的运动是从不停止的。你停止运动的时刻，便是你开始演出死亡之戏的时刻。”国王终于开窍了，他说：“如果我们继续活下去，我们就必须使我们的生活无愧于长命百岁。”对于一切想活下去、想长寿的人，这话都是挺有意思的。
泰戈尔错综复杂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尽管有曲折、有苦恼，可毕竟是一生都在运动中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更上一层楼，从而在创作和社会活动中，为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作出了他最大的奉献。仅就著作而言，他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一千五百多幅画，以及大量的歌曲和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一九四一年五月六日，他八十岁，他在他最后一个生日里写下的诗篇中说：“今天，逢到我生日的辰光，我已经没有指望了……今天我的袋子是空空的，一切我必须给的，我统统给掉了。”泰戈尔已经以他的大量奉献，证明了他的不朽，所以，他平静而从容地准备随身带些友爱、带些宽恕，坐上小舟，作最后一次横渡，迎他那“终点的无声节日”。——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他溘然长逝了。
吴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