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家地位不高，在今天的日本，当然不至于食无鱼、出无车，但恐怕是无以为“家”的。一般说来，报纸、周刊杂志的书评稿酬大约是一页稿纸(四百字)一万日元，月刊杂志少些，五千日元上下，专业杂志就更少了。也许有人觉得，读了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如此这般地写一通，就可以拿到钱，可真是好买卖。然而，问题是通常的书评不可能十几页、几十页地洋洋洒洒，多则四页，少则一页半页，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报刊书评的常规。写一篇书评，需要读书、查阅资料、写稿，至少得一天的工夫。纵然下笔成章，可惜却没有那么多的用武之地。大学毕业进出版社工作，月薪大抵是十六万日元上下，再加上奖金，年收约二百多万日元，估计靠书评吃饭也不过这个水平，所以有人说书评家建不起“家”。为了两支、四支乃至八支“箸”，书评这支“笔”只能作为兼业，当行本色必须是大学教授或什么评论家者流。
什么是书评？日本语辞典《广辞苑》解释为“批评、介绍图书内容的文章”。有人下定义：所谓书评，是一本书在发行之时的历史与社会的背景中被怎样读的记录。也有人认为，书评有两种，一是评论内容，一是分析某书何以销行。当然，这里不是指纯文学系统的新刊小说的评论之类，那类书评都登载在专门的文艺杂志上。说到书评，一般都是指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书评，是与广大读者密切相关的。前些年有人对书评做过定量分析：报刊所评介的图书几乎占新出版图书的四分之一。以前，读者对书评还有些权威之感，但如今书评几乎成为一种目录，被当作情报源来读。虽然报刊的书评栏并不是为卖书的，不是出版社的推销员，书评栏评介的书在书店里是否行销不应成其问题，但特别是对于那些印数少的图书，的确能通过报刊的评介，推荐给需要的读者，为他们提供判断的材料。在广告发达的时代，图书的声价常常被与真价几乎无关的报刊广告的面积所左右，因而书评更值得重视。作为一种文化批评，书评反映出文化水平。小说家丸谷才一说：“书评往往被看作不过是读读书、写写读后感，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大报的书评栏找来写过一两本书的大学教授，或者小说写得不错但从未写过书评的小说家，让他们干，可是，由于缺乏书评家的训练，根本不行的。”有一则故事，正可以作这个“书评家的训练”的注脚。说是一位作者出了本《市场秩序学》，他太太读之如坠五里雾中，而看过某大学教授写的书评，恍然大悟，才明白丈夫写的是什么。这故事似乎也透露了报刊书评的深浅。长年在周刊杂志书评栏执笔的评论家井家上隆幸说他写书评时留意的是速度、小出版社或无名作者、书与社会的关连及其有趣之处。关于书评家的志趣，丸谷才一则说过：“我们要笔下生花、满腔热忱地推荐那些某种程度以上的读者读得懂的好书，以此来进一步提高全体日本人的读书程度，使现代的日本文明更优雅些，更高级些。”丸谷才一很推崇英国的书评。
报纸是书评的主要阵地。各报几乎都设有读书(书评)栏，每周出一回，两版或三版。始自一九八八年五月，《产经(产业经济)新闻·晚报》常设读书栏，除了星期日，天天两版。以往报纸是抱着“选出好书、推荐给读者”这种“权威”念头办读书栏的，而《产经》的读书栏旨在面广量多地介绍图书，以适应洪水泛滥般的出版和读者需求的多样化。它一周评介的图书多达一百七、八十册，差不多是其他报纸的八、九倍。报刊书评大都是采取读书(书评)委员会制度。委员们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自然科学等各领个域的专家。历史学家色川大吉担当过几家大报的书评委员，关于报纸选取书评对象的过程，他有这样的描述：每隔一周，十几位书评委员聚会于报社，传阅由专栏责任编辑事先选出来的图书，少则五、六十册，多则百余册。大家吃着高级盒饭，喝着啤酒，不足一个小时便浏览一过。然后，专栏主编或编辑部主任把书一本本举起，征求意见，恍然如对簿公庭。最后，入选的图书“在含含糊糊的气氛中定下来。这种含含糊糊就是日本风格。反对意见也有，但展开讨论，甚至争执不下，则极其少见。”听命于“雇主”，硬着头皮评介自己不愿读的书，大概是书评家们最苦恼的。色川大吉认为：“在我国，书评者大都就是著者。因为是著者，所以也会成为被评介的对象。从不写书的一般读者当中选择书评者，或公开征稿，这种习惯在我国没有。大报刊的书评者，从极少数被认作能人的著者中选定。而且选人、选书都是在密室中进行。书评则多是无署名。这些便构成了日本书评的特色。”(见《书这面镜子》，大和书房刊)
按照色川大吉的说法，书评有几种类型：尽量控制批评性，收笔时来几句套话的“礼仪型”；前半批评，后半赞赏的“平衡型”；旁征博引、谈古说今的“权威型”；就书中某一处两处大发感慨的“悬想型、借景型”等。文艺评论家前田爱把书评分为三类：侧重内容介绍的传达情报型，透出评论家意图的礼节加吹捧型，求疵、揭短的刁难型。其实，“刁难型”倒往往更富于批评性，虽不免于刻薄，抓住一点不管全般。这一类型的典型，是谷泽永一的《嚼纸团儿》(文艺春秋社刊)，更甚的是百目鬼恭三郎的《风的书评》(钻石社刊)。后者在《周刊文春》上连载时只署了个“风”字，是匿名书评。
在千把字的狭小空间，无论是上下几卷的巨著，还是轻薄短小的册子，都一视同仁，要评出味儿来，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难免不落入“内容介绍型”，即肯定地介绍书的内容，最后加上几句评论。评论家佐伯彰一说：“就好象善于盆栽那样，善于嵌入狭小天地中，这一点，日本人最擅长，在全世界也堪称天才。所以，巧做细小东西的技术，多大空间干多大事，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但这么一来，整个都成了盆景式、盆栽式，即便是相当有价值的或者有好东西的书，也都得塞进两页半之中评介，作者全力以赴的书和写得较为省力的书几乎同等对待，一年出几种的书和每周都出的书大抵不相上下。这也许是非常民主的，然而，从严格的批评、评价来说，未免有点缺憾。”
最先把书评结集刊行的是户坂润(一九○○——一九四五)。他是现代日本的唯物论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拓者，也是第一个因思想理论的活动而死于狱中的哲学家。一九三八年三笠书房出版了户坂润的《读书法》，但当天即遭查禁。《读书法》一改历来提倡以趣味性、教养主义为中心的读书论，将book review提高到独立的知识性行为的位置。可以与《读书法》并驾的是文学家、评论家中野重冶(一九○二——一九七九)的《与书交游法》(筑摩书房，一九七五年刊)，此书可说是近年书评集出版的先河。月刊《文艺春秋》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九年四月连载丸谷才一、木村尚三郎(历史学家)、山崎正和(剧作家)三人的《鼎谈书评》，不仅是该杂志的破天荒，在书评史上也颇有点划时期的意义，大大提高了书评的质量。时隔五年，一九八四年四月到一九八六年一月，这三人在《文艺春秋》重开《鼎谈书评》。两回连载，先后于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结集出版。弓立社一九八八年以来，每年把六十余种报刊上登载的书评择优汇编成册，名为《劝诱的书评 战斗的书评》，颇得好评。其选收的标准是批评性，文章的技巧性和可读性，所评图书的重要性等。
对于书评，不消说专门的刊物是别有意义的。作为书评报，历史颇长的《日本读书新闻》于一九八五年停刊，现在还发行有两种，《周刊读书人》和《图书新闻》。书评杂志，大概以一八八七年创刊的《出版月评》为最早，目前刊行的有《出版消息》(出版消息社)、《书的杂志》(书的杂志社)等。不少出版社都出版PR(Pub-llcRelations)杂志，面向一般读书人，以随笔取胜，介绍预告本社的图书，如丸善的《学镫》(历史最久、创刊于一八九七年)、岩波书店的《图书》(印数达三十万)、讲谈社的《书》、小学馆的《书窗》、新潮社的《波》、集英社的《青春与读书》、筑摩书房的《筑摩》、东京大学出版会的《UP》等。
今年三月岩波书店创刊了书评杂志《读》(月刊)，给出版界、读书界带来一阵轰动。该杂志没有特定的读者对象，但实际上是以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读者层为核心，因为除了铅字的图书之外，音像、计算机软件等传媒也予以介绍，即所谓“从看、听到读，在回旋的时代，《读》创造导航图”。可以说，它是迎合时代潮流的新的书评杂志。当今年轻人是所谓行动派，对“重厚长大”敬而远之，受欢迎的是“轻薄短小”，是漫画杂志，所以《读》编得轻松、潇洒，有一种现代的素朴。六十四页，在动辄二、三百页的杂志群当中，实在是不能再薄了。双色胶印，印数十万册。主编相良刚说，没有定额；但办过面向女性的报纸，三个月就收摊了，所以深知出版业界的可怕。他二十多岁，这个年龄当主编，在岩波书店的七十余年历史中可能是头一个。
在寥寥无几的书评杂志中，最成功的当属《书的杂志》。它创刊于一九七六年，落笔辛辣，立论新颖，自成风格。一九八八年五月改为月刊，发行十万册。十五年来，主编椎名诚也逐渐以幽默的随笔和纯文学作品出名。他好奇心与行动力非常强，甚至一年有半年在外旅行，还很关心周围的市民活动，自称是“半径三十米的评论家”。用自行车去托儿所接送孩子是他的任务，自己说，“换尿布是当然的，没什么不好意思，我可是好父亲呀”，或许这正是他在妇女层格外有读者的原因。《书的杂志》彻里彻外是他的风格。
东瀛孤灯
李长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