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前有编者的代序长文《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表明了编这本书的学术意图。所谓“解诗”，主要是解比较“难懂”的象征派、现代派的诗，这种诗由于表现题材领域、审美意识追求和传达组织方式的特殊性，往往以陌生的复杂的形体出现，造成理解和欣赏上的困难，有时不免如雾里看花，有朦胧感。八十年代初曾有过关于朦胧诗的纷争。可能有些人也怀疑诗是否还有必要“解”的。其实易懂或难懂并不能作诗歌艺术高下得失的标尺。好诗一定可懂，又不一定人人都能懂，因为读诗者要有诗的眼光和感受力，要懂得诗的逻辑，就像马克思所说欣赏音乐必须要有“音乐的耳朵”一样。
其实提出建立“解诗学”并不是标新立异，早在二、三十年代，朱自清、李健吾、卞之琳、朱光潜等许多人就自觉不自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只是那时还缺少完整的理论体系。现在孙玉石重提构建“解诗学”，而且已构思了一份“蓝图”，这很难得。他认为现代解诗学不应满足于对诗歌社会内容与外部艺术特点的社会历史批评，而应注重作品内在的意象与语言结构分析，从形式达到内容。这种解诗学显然吸收了西方新批评的“本文细读”法，还有接受美学对本文阅读再创造的观念，但不同意把作品封闭起来排斥任何外缘的了解，也不赞成无限度夸大批评与阅读的立体性发挥。孙玉石希望的是切实而又开放的批评眼光，并不主张猎奇式的“玩批评”或“新名词轰炸”。他把解诗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他认为现代解诗学应是“开放式的本文细读”与“有限度的审美接受”的结合，这是对诗歌批评理论的一种创见。如今这种创见已初步体现在对一百二十三首诗的解读中了。
《导读》所选的诗作比较多样混杂，除了象征派、现代派，还有一些并不归入某群某派的诗人诗作。为了尝试解诗学理论的可行性，对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废名、林庚等人的作品选得多一些。所选基本上是二、三十年代之作，四十年代以后的作品准备另选一本。每首诗都有一篇解诗的短文，除了孙教授自撰之外，近一半出自北大中文系学生和作家班选课考试的优秀论作，可以说是风彩各异，创意叠出，但共同点都注意“导读”，在发掘诗歌字里行间意义追求新的分析技巧与角度方面，体现此书的宗旨。编者还用美文笔法写了七篇“解诗小议”穿插其中，涉及到诗的可解性，象征诗的总体把握，解诗的悟性、智性、想象、禅意、情理，以及如何摆脱解诗中的思维惰性，等等，是一种引导性的理论思索。将每篇诗作与解读文字结合起来读，又加以理论的引导思索，许多比较“难懂”的名篇就像散落的红红绿绿的串珠子，又串了起来。这个比喻原是朱自清喻指李金发的诗的，现移用来比喻这本《导读》也很恰切，因为它的解诗也是“串”，这么一“串”，现代诗的历史发展轮廓出来了，而且确实有助于提高读者的鉴赏力。
(《中国现代诗导读》，孙玉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七月第一版，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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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