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与熊掌”，是人们惯用的一个比拟。鱼是家常菜；熊掌则列在“八珍”，很属稀罕。梁先生偶见刊物上有人写文章说：“我怀疑孟子是否真吃过熊掌，我确信本刊的读者里没有人吃过熊掌。”他便当仁不让，挺身而出，声明道：“说‘本刊的读者里没有(人)吃过熊掌’，则我不敢‘确信’，因为我是‘本刊的读者’之一，我吃过。”接着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说：“民十一、二年间，有一天侍先君到北京东兴楼小酌……”。
他们是这家餐馆的老主顾，一向在固定的房间入座。那天凑巧王正廷假此宴客，房间被预订了。堂倌再三道歉，只得把他们让到另外一间偏屋去，上菜之后，小着声儿对爷儿俩说：等回儿有一点“外敬”。原来王正廷席上，有熊掌一味，堂倌偷偷匀出来一小盘，特地请老主顾品尝。文中写道：“这虽然近似贼赃，但他一番雅意，却之不恭，而且这东西的来历如何，也正难言。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们也就接受了。”
前人有诗云：“四筵谈屑霏余烈，一缕冰浆濯素襟”，这“一饮一啄”四个字，真令人忍俊不禁。《南齐书》说：“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读《札记》自然叫人悬想梁先生的音徽韵度。据本书《编后记》说明，梁先生七十年代初应邀在台北《中华日报》辟《四宜轩杂记》专栏，书中前六十篇即辑自这个专栏的文章。“四宜轩”是北京中山公园的一处风景点，梁先生读书清华时，常在此与友人茗谈，这些文章也自蕴蓄着眷怀乡国的情思，特别从那些谈饮馔的篇帙中可以体味得之。我们还不意间从这些文章里获知许多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风尚，人情礼俗，也都是些颇不经见的资料。
《札记》谈西方的典籍者约占一半，文中常常节引有梁先生自己的译文。梁先生说，文艺作品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在其文字运用之妙，因之翻译文艺作品也要字斟句酌，务求其铢两悉称，所以译者遂经常不免于“搔首踟蹰”。此自是深悉甘苦之谈，所谈虽专指两种文字之间的移译，其实，“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何尝不是一种翻译？心情宛曲而文笔流畅，它说明功力既至，于是举重若轻，运斤成风，令观者只感到恬愉舒泰，而浑忘此中有意匠经营的辛劳。
在《利用零碎时间》一文中，梁先生自谓“大部分时间是未加利用，浑浑噩噩的消磨掉了，所以一事无成，老大伤悲。”实则单从这卷《札记》说来，当其写作之际，梁先生业已年登古稀，岂非读写终生，好学不餍？梁先生的自责，或者不当视为过谦，而应看做是一位学者对自己不断提高的精进要求吧。在这篇札记中就有那么一段话：“放翁诗有‘呼僮不应自升火，待饭未来还读书’之句，我曾写了张贴在壁上，鞭策自己不要浪费‘待饭未来’的那一段光阴。我的子女也无意中受到影响，待饭的时间人手一卷。”在起居室里，饭桌已经铺陈，全家老少却各把一卷，散坐四围，此等景象，思之醉人。《祝<书评书目>五周年》文中，梁先生引黄山谷语曰：“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培根所谓“读书能改变人的气质”，与山谷之言，正是同出一辙。梁先生又释世传《劝学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云：“这不是说以书为敲门砖，因读书而青云直上，享受荣华；这只是说读书自有乐趣，无关功利。”此一别解，可谓化腐臭为神奇，读《札记》一书，容将有助于育成此种乐趣吧，至于变化气质，则瓜熟渠成殆无止境矣。
我不知《四宜轩杂记》在台湾曾否印制过单行本，《札记》或许迳辑自报上的专栏，因之书中错字较多，未得勘正，是一缺陷。例如两处引《孟子》语：《由熊掌说起》引《告子》篇上，有夺字；《祝<书评书目>五周年》引《万章》篇下，有衍文。如果编者能稍作检点，便可迳行校改。《寒梅着花未》又有一节引文云：“何逊作扬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花盛开，逊吟咏其下。后居洛思梅花，再请其往从之。抵扬州，花方盛，逊对花<SPS=0362>徨终日。”篇中说此引自《梁书·何逊传》，而“再请其往从之”殊不可解，颇疑字句有脱误，遂查《梁书》本传，竟不见此节引录文字，又查《南史·何承天传》的附传，并不见，为之闷损数日。后读程千帆先生《古诗考索·杜诗伪书考》一文，于第二节《苏轼：<老杜事实>》中始得之，盖梁先生引伪苏注而误标为《梁书》。编者如能于此处加一条脚注，则真是《札记》的功臣了。
(《梁实秋读书札记》，刘天华、维辛编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年九月第一版，3.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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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