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享受那秋水一样明净的文风,这在全书三百多页的字里行间里,处处可得。但要获得一种像名曲《悲怆》那般震撼心灵的美感,则需徘徊在第二篇报告文学《失踪的女画家》里。李青萍,这个经徐悲鸿亲笔题序的女画家,解放后竟被各种运动以种种莫须有的名目投进监狱或监外劳改,当海外在到处寻觅她时,她竟默默在荆州古城监狱扫地。中国的人才啊,你们难道注定要自生自灭?是什么道理,什么缘故?李青萍绝非只是李青萍,她和李辉笔下的胡风、刘尊祺、沈从文,和现在已经披露的历次运动中含冤而死的人杰相连,显示了一种命运,一种怪圈,一个古老的大悲剧,一声新的“天问”。沉重的冤案在女性的秋水洗涤下,是愈加细腻醒目而惊人魂魄。
然而因此我又不满于吴君<SPS=1475>雯了。要是全书都是李青萍这般的撼人题材多好。那些女中学生未婚而孕,小厂长办厂的艰难风波,当然,也是一种社会隐患的折射,但由于背景的模糊简单,往往就见得份量轻了。在一些次要题材上着墨,不能说不是一种浪费精力。
由此又想到,所谓《一个女记者的梦》,其实是并不确切的书名,吴君的《梦》中,分明有两个角色在相争。其一是“人”,她全力以赴解剖着李青萍、程进明的悲剧命运,探求着人类的误区;其一是“记者”,纵然关心着企业家、改革者、少女,但关心的背后总可见一种职业的需要和趋动,很像顺便而为,而非特意寻根。这两种角色既在《梦》中争雄,那么也许作者在醒时也就常矛盾:是做完全的人还是留一部分给“记者”?是做“人的记者”还是当“记者之记者”?
在中国,职业对人性异化的<SPS=1594>縻力大得似乎如如来佛的手掌。但吴君<SPS=1475>雯好像不想臣服。我衷心希望她有比孙悟空好的命运——她正年轻,且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岗位上拼搏了十年,更重要的,她处在一个与孙大圣绝然不同的新时代。
她是这时代新潮中的一朵浪花。强大的潮流是她坚强的后盾。
(《一个女记者的梦》,吴<SPS=1475>雯著,三联书店一九九 年第一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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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