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可怪，虽然编者的约稿宗旨是不拘一格，但应征者提起笔来，几乎不约而同地写人。这大概是作者多为文学家之故——“文学即人学”，那一种独特的敏感，使之对人，对人的一生遭际，总投以特别的关注。因此，集中的写入篇，便不在少数。沈从文、老舍、张大千、徐悲鸿、张振铎、唐云、齐白石、苗地、方成、李铁夫，闻一多……所写之人，不必尽为画家，但凡与画有关连的，都借着说画的题目，一诉胸臆。或缅怀大师，或追念亡友，或自叙经历，记情记趣者，总令人忍俊不禁；抒写悲怀者，自不免废卷叹息；而读至林斤澜笔下的林夫，却是欲哭无泪，感慨万端了。吾国之画虽能独辟一个至清至静的高洁之境，吾国之画人却难为吸风饮露的藐姑仙人，大千世界的风风雨雨既终始与画人相伴，这画里画外，也就尽是人间烟火气。“家在西湖湖水边，长堤如带柳如烟。扁舟一棹云深处，摘得菁丝已满船”，如此清凉世界，如此逸兴闲情，大约永远是画中画、画中人吧。
书画鉴赏与书画收藏，也是文人的风雅。但因为书画本身有了价值，自免不了进入市场，染上铜臭，雅，便常与俗相傍。这已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遗憾。倘若再加上血泪与辛酸，这风雅，就不是赏心悦目，而至于牵动一腔忿懑了。一件画作的流转接绪，往往就是一幕人生的悲喜剧。说画者，每每牵连人事，即因人的悲欢离合，总牵系于此，而不仅仅在于，那作品，原是人的智慧、品格所在。集中不少文章追叙了画作的聚散存亡，这，又是一页痛史：“文革”火起。君子何罪？怀壁其罪。积年心血，一朝亡去——虽然十余年后，所失渐次“归赵”，但多数已不成“完璧”。当年的“康生同志”， 比起《红楼梦》中为了几把古扇而闹出一场官司的薛家，是高明多了。哪里用得着这般曲折？他只须假“革命”之名，就尽可堂而皇之地巧取豪夺(“石呆子”们早是“另册”中人，哪还有申辩的权利)。这也是由那个在后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年代所塑造出的“这一个”吧。
易安居士在所积散亡、痛定思痛之时，曾慨然叹道：“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金石录>后序》)虽是以旷达之语聊解悲怀，却于疏放中别具一种深沉之痛。除水火兵虫之外，书画之厄，多系于人事——人事旁午，沧桑之变迅在弹指间，书画易手，本来难免。如果仅以“人亡弓，人得之”而论，倒也算不得大厄，不过将一段伤心，留与收藏家罢了。但只付诸秦火之件，化作轻烟，随风而去，最是令人痛惜不已，更无论收藏它的主人有多少已作冤魂。人类的这种疯狂，只有留待史笔去书了。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白居易)人类智慧凝结而成的“好物”，是需要同样智慧的心灵去小心呵护的。
记得前几年曾有过关于“纯诗”“纯小说”或概之曰“纯文学”的讨论，因孤陋寡闻之故，未知其详；也不知道，是否有过关于“纯画”的讨论。看来在这块黄土地上(或者不仅限于黄土地)，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很难“纯”起来。例如，本来该是很轻松地“说画”，却也连带出这许多并不轻松的话题。艺术之外的因素，真是“无微不至”了。这，怕也是“传统”吧。
《说画集》，也是一幅画，只是不“纯”。自然这原因，并不全在于它的作者。
(《说画集》，端木蕻良、方成主编，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0年十二月版，4.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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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