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人何炳棣所著《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为我们提供的正是这种有益的视角。
何炳棣选取社会流动这一主题作为研究对象，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明清时期有关社会流动方面的资料是最为丰富和完整的；第二，研究社会流动是揭示社会结构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它提供了对于中国社会本质的深刻理解。但何炳棣并没有奢望去研究明清时期社会流动的全部方面，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社会学术流动 (socio-academic mobility)或者说是精英流动(elite mobility)方面。这一方面是因为明清时期有关社会流动的资料主要只涉及功名阶层，而关于职业流动及社会流动其他方面的资料不仅少见且多为印象性的描述，无法量化；另一方面也与何炳棣暗含的一个假设有关：在明清时代，社会学术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条主线，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学术流动的趋势与总体的社会流动趋势是一致的(这一假设在书末明确提出并得到了证实)。这样，何炳棣通过对社会学术流动(即进入官场的流动)的研究为我们概括出了明清时期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不仅如此，通过对影响社会学术流动的各种制度(如考试制度、户籍制度、学校制度等)的研究，何炳棣事实上讨论了明清社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特征，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何炳棣才使用了《明清社会史论》这一书名。读完此书，我们确实得到了一幅明清社会的清晰图画。
为了对进入官场的官僚阶层的社会构成进行研究，何炳棣使用了大约包括七十多种进士和举人，贡生的登录名单，其中进士名录四十八个(登录了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六名进士的情况)，举人和贡生名录二十八个(登录了二万三千四百八十名举人和贡生的情况)，它们基本上可以代表整个明清时期的情况。通过对登录中的进士的统计分析，何炳棣发现明代有百分之四十七点五的进士出身(指祖上三代，下同)于没有任何功名的家庭，加上出身于初级功名家庭的进士，比重上升到百分之五十，清代出身于无功名家庭的进士比例虽有所下降，但初级功名家庭出身的进士比例则有所上升，两者相加占进士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二。对举人和贡住的统计分析表明对于那些非官员家庭出身(指三代无功名或只有初级功名)的人来说，考中举人和贡生要比考中进士容易许多，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举人和贡生中有百分之四十五点一出身于非官员家庭。
为了研究官僚阶层内部的流动情况，何炳棣又对官僚家庭出身的进士进行了分类，结果他发现有三分之二的进士出身于老百姓家庭和低级官僚家庭(七品以下)，三分之一的进士出身于中高级官僚家庭，对于出身于中高级官僚家庭的这些进士来说，他们的地位变化不大甚至反而下降了(与祖上三代相比)。因此，作者得出结论：中高层官僚家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下降过程，它说明那些位置显赫的家庭在长期的竞争中，要维持他们优越的地位很困难。
在庞大的功名金字塔中，生员处于最基层。由于“生员”地位的获得标志着向上流动过程的正式开端，所以它是社会流动过程的关键的起步。但有关生员主体社会构成状况的资料非常缺乏，在浩瀚的史籍中，何炳棣找到了三个记载了生员家世情况的登录，它们分别包括了长江下游常熟县，海门县和南通县三个县的生员共一万三千五百二十八名。统计分析表明南通县在明朝有百分之七十四点八的生员出身于三代无任何功名的家庭，在清朝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百分之五十三；常熟县和海门县在清朝分别有百分之五十四点五，百分之四十八点四五的生员来自无功名家庭。这说明一直到清朝末年，生员的来源仍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考虑到这三个县都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出过许多一甲进士和一些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显赫家族，而普通百姓仍有一个公平的机会，赢得社会流动的这一关键起步，那么可以推测全国的情况与何炳棣的一个陈述非常接近：明朝有几乎四分之三的生员，清朝有一半以上的生员都出身于没有任何功名，地位低下的家庭。它表明明清时期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存在着一个广泛的升迁的社会结构。换句话说，明清的统治阶级是建立在一个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上的。
何炳棣的这些研究所导致的结论，与我们的“常识”或以往得到的知识往往相悖。我们总以为读书应科举者必出于有产之家，属于一个不代表平民利益的阶级，但我们无法怀疑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小的误差并不影响结论)，关键在于如何解释这种情况，能否令人信服地说明：普通百姓的子弟怎么可能从体力劳动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而有余暇和财力进行科举的准备？
从何炳棣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以下一些有利于普通百姓向上流动的制度化的和非制度化的因素。
一公共学校。尽管科举制度为下层人士提供了一个向上升迁的渠道，但由于国家在一开始只是把它当作官员选拔的一个途径，而不是为那些希望进入官场上的人提供教育的便利，所以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普通百姓由于缺少受教育的机会，处于很不利的竞争环境中。宋朝统治者开始注意公共教育的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宋末，公共学校并没有广泛地建立起来。明建立以后，太祖对于学校教育与科举的逻辑联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颁布了一系列要求各省、州、县兴办学校的法令，到他离世时(一三九八)，全国已经有大约一千二百所学校建立起来了。这以后，公共学校不断地发展，到一八八六年时，全国共建立了一千八百一十所学校，即使连一些贫困偏僻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学校。公共学校的广泛建立缩小了贫寒人家与富贵家庭在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公共学校都由国家出资，且有一定的津贴)，但是由于公共学校只接受已经取得生员功名的人，所以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从童生到生员这一过程中，必须有面向普通民众的教育机构，不然，贫寒人家仍然难以支付学习的费用。明清社会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二.社学和书院。一三七五年，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要求全国的乡村、城市建立社学。在许多地方，社学的建立是与当地政府和官员的努力分不开的，但并不接受国家财政的支持，而是所谓的“自筹资金”。何炳棣参照明末和清朝的地方志说明至少在明朝的前半期，社学已经广泛地建立起来。通过对大量地方志和政府法令的考察，何炳棣进一步指出，尽管儒家教育机会平等的理想从来没有得到过完全的实现，但至少在明初的一百五十年中，受教育的机会要比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更容易得到。
当社学于明末开始衰落的时候，书院却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书院多由地方名流和有声望的官员捐助，因此，对于一般的学员也是免费的。在明朝，书院主要关心的是哲学问题，只是附带地为科举作些准备，到了清朝，为应试作准备则成了书院的最主要目的。
此外，各种形式的义学也为贫寒人家的向上流动提供了一条渠道。义学是由家族建立的学校，为的是教育宗族子弟，但有些义学也接受邻近地区的非本族穷人。这种情况到了清朝就更加普遍。
三.对应试者的各种各样的社区帮助。除了正式的教育途径以外，社区还为应试者提供了各种帮助。最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团体公款制度(the cystem of Cocal Community Chests)，团体公款多为当地富户和官员捐赠，有的是现金，有的是土地，有的甚至是稻米，它们有专门的人员或机构管理。这些团体公款在有的地方叫“贡士庄”，有的地方叫“青云庄”，“进士庄”。根据何炳棣的研究，到十三世纪上半期，团体公款在长江省份诸如湖北、湖南、浙江、江苏、江西等已经很普遍，它们为生员、举人获得更高的功名或者是维持生计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而且有证据表明团体公款是根据应试者的实际需要提供援助的，譬如有许多地方的县志说明生员从团体公款中得到的津贴要比举人多。
会馆也是地方为应会试的考生提供的帮助，至少从十六世纪开始，全国所有的省，许多州以及一部分大县在北京都建立了会馆。
尽管团体公款制度和会馆不是一个地区促进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但它们在明清时期的广泛存在确实反映了地方社区在追求学术成功和社会的声望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它连同国家的教育制度(学校)、科举制度等一起保证了贫寒之士在与富贵家庭竞争向上流动机会时的一定程度的均等。
长期以来，历史学特别注重对制度史的研究，注重对法律规定的制度结构的研究，尽管这很重要，但容易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与社会实际情况的脱离。何炳棣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社会实际情况的关注。何炳棣也研究国家的制度，但他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制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这一角度出发的。结果他发现许多制度只是停留在法律条文的层次上，譬如，明朝前期，政府有一套维持特定身份世袭制的严厉法规，但明朝的身份仍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与法律条文或制度相比，有时候社会小说和当时人的笔记反倒更能反映社会的实际情况。正因为此，像《茶余客话》、《儒林外史》、《定<SPS=1233>文集》、《官场现形记》等一般不为正统的历史学家所看重的“闲书”都成了何炳棣用来揭示明清真实面貌的丰富材料。这也正是社会史研究的一大特色。
从小处入手，进行宏观的考察，是社会史研究的另一特色，它带来的好处是很明显的：首先是研究的可行性，从小处入手，无论从研究者的能力还是从资料方面来说，都是最为可取的现实选择。其次，选取某一个方面进行宏观的全面的考察，是使研究的意义超出“小处”本身的重要方法。就《明清社会史论》来说，何柄棣着力研究的是精英流动，但他采取了全面的、整体的研究方法，对于影响精英流动的各种因素如考试制度、社会思想、学校制度、户籍制度等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因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精英流动”这一概念本身蕴含的意义了，它们对于回答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某些基本问题是大有裨益的。例如：明清的统治阶级是否建立在一个广泛合理的社会基础上？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力量是什么？等等。何柄棣的研究甚至对于我们认清中西方社会的差别也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他是从社会流动这一角度看的，但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和现代社会的某些特质，从而理解传统社会的蜕变。例如，何柄棣认为在西方工业社会里，持续的技术变革和经济动力共同带来了收入和职业方面的稳定的向上流动的模式；而在明清社会，由于人口的增殖和技术以及制度的停滞，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长期的向下流动的模式。这种认识巳经具有了很高的理论价值。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卢晖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