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们不说“风暴“、“革命”这些刺激人的字眼了，而是说：“那是一场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所谓“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存在理由”。这个“理由”来自于古希腊时代的自由教育传统。他们所说的“自由教育”，并不是东方人容易联想的那样，动不动就是相对专制教育而言的自由教育，而是相对职业教育而言，是一种“闲暇教育”、“形而上教育”。在西方，学校(school，école)一词的词根就是希腊语中的“闲暇”。因此，“自由教育”为避免东方人误解，最好不应是目前的译法，而应译为“对闲暇人的教育”。须知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城邦如雅典，二十万奴隶是有职业、有分工、有“铁饭碗”，五万贵族和平民却是没有职业、没有分工的“闲杂人员”。这五万人的闲杂状态，就是西方人所谓的“自由状态”。相对职业分工而言，这种“自由状态”当然是一种高贵状态。然而，高贵的自由人衣食简陋，却是安贫乐道——成天在街上辩论“一”与“多”、“点”与“面”、“美”与“丑”等高贵的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一百年，方有柏拉图出，猛地一收，统统收进一个叫做“阿克德米”(Academy)的地方，入口挂匾曰：“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学”，出口挂匾曰：“能谈哲学者方可治国”。从此，这“阿克德米”遂成为西方第一个“大学”，学生以几何始，以哲学终，出来都是候补律师、候补法官、候补军官、乃至候补总统。至于候补钳工、候补果农、候补售货员，则对不起，统统归入形而下学，归入中学、小学的教育对象。这种自由教育的渊源，在中国，本来也有两个相对应的说法，如孔子曰：“学而优则仕”，如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只不过先秦人字典中没有“自由”，这个单词，又未想到以“闲暇”一词准确替代，遂以劳心与劳力之别勉强代替自由与职业之别。不幸，古人一时一处用语之出入，竟酿成后人二千年后的一场惨祸。到后来中西方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同时爆发的时候，在西方，初则表现为职业教育对自由教育的挑战，稍待时日，则凝结为教育哲学的专用术语，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交换意见：在产业革命后的时代，大学是否应向平民职业开放？是训练官员、培养贵族，还是训练技术人员、专业人才？大学者，“university”也，既是“天地万物”，为何不懂几何懂丈量者不可入学，为何非要以哲学，而不能以其它技艺，比如“马尾巴的功能”列为大学教育的端点？等等等等，如此而已。但在中国，那个“劳心教育”不动则已，一旦触动，发生合法性危机，则是一溃千里，不可收拾。教育哲学的分歧立刻上纲上线，上升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阶级斗争，然后再以政治语言转述教育语言，以意识型态语言换算学术语言，如此转换复述，真正的主语——高等教育的合法性讨论逐渐流失，剩下来能够进行的则是一场长达二十年的无主语战争：前十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偷换教育哲学的内在危机；后十年是“智育第一，一抓也灵”，似不承认教育哲学本身可以讨论——这样一来，自由教育也好，职业教育也罢，中间夹着个第三者，双方都害上了语言障碍，所谓正常的学术讨论，也就子虚乌有了。
关于招生政策。他们似乎也有过一场“极左”或是“极右”的争吵，只不过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比如，他们不说这是“阶级路线”，那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是说那两种主张由来已久，还原为哲学语言，只不过是一场关于平等和公正的古老冲突，有如古希腊一般古老。所谓“公正”，首先是一个希腊符号，是一个开根号：<SPS=2416>，意为平方之根方是各因数投入运算后所能达到的最佳中和——即“公正”。公正概念最早被柏拉图引入“阿克德米”，作为招生原则：给所有的应试者均等的应试机会，使之出现自然差别，然后择优淘劣。这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古老起源。这一原则沿用两千年，到了卢梭时代，方吵嚷起另一个字眼：“平等”。卢梭认为，差别不是出现在机会均等之后，而是出现在机会均等之前，如家族遗传、社会背景等。机会均等不是缩小差别，而是扩大差别，因而是虚假的公正，真实的不平等。试想，让一个跛子和一个常人同时起步，貌似公正，实则岂不是使常人把跛子越甩越远？因此，公平与平等是一对矛盾：公正者，不平等，平等者，不公正。按卢梭的说法，只有让跛子先跑一程，然后让常人起步，如此“不公正赛跑”的结果，让两人同时到达终点，第二轮才可以开始“公正赛跑”：跛子的后代与常人的后代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同时起跑。在这里，卢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哲学上的“补偿原则”，补偿加平等，方能配平公正，达到“平等的公正”。卢梭的这个平等观，曾获得一个青年流亡者的高度称誉，说卢梭之平等是辩论之平等，而柏拉图之公正，则不过是机械之公正、虚伪之平等。这个青年流亡者，正是大名鼎鼎的卡尔·马克思。
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价值大爆炸的年月，美国思想家约翰·罗尔斯积二十年学力，推出一本《正义论》，适逢其会，一时轰动。罗尔斯认为，家庭背景越是贫困，本人越是缺少才能，就越加需要“吃补助”——得到额外的教育机会，以补偿上几代人被社会剥夺机会累积而致的“智商后果”。反之，家庭背景越是优裕，本人越有卓越才能者，则应放弃一些机会，以代替上几代人多占有的机会，以冲销不公平的“智商后果”。这一理论沿用到招生原则，就是名噪一时的“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反向歧视”推行不久，就轮到那些西方世家子弟起来大叫平等：如此歧视，岂不是“越穷越革命”？岂不是“血统论还潮”？岂不是“贫下中农上大学、管大学、占领大学？”岂不是从“极左”的方面否定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一原则：“人人生而平等”——这么吵吵嚷嚷，就发生了一起极为有趣的贝克对加州大学诉讼案：
一九七八年，加州大学拒绝白人学生贝克进入它的医学院，同时却录取了一名学业成绩远不如贝克的黑人学生。校方辩护说，这种“反向歧视”是作为一种补偿，补偿少数民族过去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原告贝克大叫冤屈，说肤色不应该成为被告大学招生的依据因素，法官们在判决此案时，应该“暂时色盲”！
辩论结果，法院竟然判决贝克败诉！理由是：大学的力量就在于它能中和各种社会因素，最后开出<SPS=2416>，确立一种最为公允的立场；在所有的社会因素中，种族出身就是一项重要内容！哎呀一九七八年，中国早已否定“极左思潮”，想不到这一“极左思潮”却在美国大有市场？
至于六十年代大学校园中那些随风飘扬的随意作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国如此，法国如此，美国也未能幸免。不过，他们现在已不称之为“大、小揭帖”，而是称之为“非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把那样的大学称之为“批判大学”(university of criticism)，把他们的那些“照顾入学者”称之为有幸光临大学的“民主顾客”(customer of democracy)，把当时弥漫大学校园的不安气氛称之为“自由大学运动”(movement of uni－versity of freedom)。且不说闹得最蝎虎的法国，自由大学运动在荷兰就有“普罗”(Provos)，在日本就有“全学联”(zengakuren)，在意大利就有“宣言派”(il manifesto)，在德国就有“社会——民主学生”(Sozial－demokratischen Studenten)……，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些学生的行动方式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向传统教育提出“缺席者的权力”，撤离校园，到民间去，到未受传统教育污染的土地上去，寻找腐败文化的解毒剂——民间文化。当时，他们有一句时髦口号，叫作“三M主义”，或“三M万岁”。三M者，毛泽东、马尔库塞、马尔罗也。这三个人的名字不约而同，都以“M”打头，故得此名。马尔罗，法国非主流文化的著名作家，报道过本世纪中国大陆第一场工农革命：北伐战争，又报道过本世纪大陆最后一场“革命”——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五年他曾来杭州，与毛泽东有过一夜长谈。在此之后，毛泽东一九六四年春节座谈会上有关教育问题的讲话在西方不胫而走，在那里的校园中激起了回响。到如今，“弹指一挥间”，二十年过去，尘埃落定，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当年呢？有一种意见认为：那是西方“新左派”的一厢情愿，错把荆州当楚州，把毛泽东的政治理论凿空为西方的文化批判，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凿空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东方盟友”。另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确有真经传世，只可惜他有语言障碍，金针难度，无法把他的文化批判思想表述为文化批判语言，只能借助于政治语言，曲折地、含糊地表达他对人类文明走向病态腐恶的忧虑。因此，毛泽东的错误，似乎主要不在于他的“思路”，而在于他的“言路”，能指与所指发生分裂，造成了他文化批判工程的巨大流产。这一派人中有一个叫范多伦的，似乎至今还在毛的“思路”上讲话。他说，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首先不是教学生做事(to do)，而是教学生做人(to be)，不是增加学生的具体知识，而是转变学生的生活态度。这样一来，毛泽东当年那些念头，从当初那种特定的意识型态上剥离下来，不就可能转换成一个莎士比亚式的永恒问题，而且超越时空永无休止地讨论下去了吗？——to be or not？to be or not？……？
语言破译，或者说语言转换竟有如此功能，这是东方人怎么也没有料到的。不过，说来也辛酸，西方教育哲学不管内部怎么争吵，但对中国教育却有这么一个共识：自戊戍废科举以来，一部百年中国教育史，只不过是一部引进外国教育史。一会儿学美国，一会学俄国，乏善可陈。要说例外，那就是六十年代那场短命的教育“改革”，那才是你们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岁月：颠倒的历史第一次颠倒了过来，中国人一下子成了教育思想出口国，而不是教育思想进口国！只可惜好景不长，落花流水春去也。那场教育改革触发了“大革命”，“大革命”造成大流产，以后纵然是小革命不断，却形成了更为可怕的习惯性流产，始终结不出一个正果。他们认为，毛的那套思路先是被他本人的言路所扭曲，后来又被别人的言路所堵塞，迟迟等不到一个准确的破译，终于等不耐烦，一跺脚，随他老人家的逝世，恨恨西去了。因此，这批西方人似乎比我们还要痛惜我们的伟大领袖，以至于打抱不平，认为临终前最有资格吟诵海涅那句名诗的人，尚不是马克思，而是毛泽东：
——我播下的是龙种，
收获的却是跳蚤；
那末，如有龙种，又到哪里去了呢？在西方，意大利的“红色旅”、法国的“直接行动者”，这些张牙舞爪的恐怖主义者，是“六八年人”的跳蚤后裔。而福柯一类，可能还包括活着的哈贝马斯，这些当年非主流文化的参预者、同情者，从昔日的“资本压迫”，转向今日的“语言压迫”，从语言破译入手，开辟出一块知识权力学、语言释义学的哲学绿洲，他们这些人会不会是继往开来的龙种传人或传人之一呢？
(《高等教育哲学》：〔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郑继伟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第一版，7.80元)
朱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