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在《奉新宋长庚先生传》中写道：“明政不纲，学风荒陋”，“空疏顽固，君子病焉！”直至明末“物极而反，先觉之士，舍末求本，弃虚务实，风气之变，实开清初大儒之先声。”于是，人们看到在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向“泰西诸君子”学习“其实心、实行、实学”的徐光启等人的实践。明清之际，又有一些学者更坚定地抵制所谓“学者盛谈玄虚”的时风。如高攀龙提出“今日虚症见矣，吾辈当相与稽弊而反之于实”之后，被梁启超誉为清初五大师之一的朱之瑜也揭露“俗儒虚张架势，空驰高远”，指出有作为的学者应当注重“实理”、“实政”、“实功”、“实学”、“实践”。黄宗羲强调学问应“底于实地”。顾炎武治学，也提倡实证精神。方以智亦主张“欲挽虚窃，必重实学”。清代初期与中期力倡“实学”的学者进行“崇实黜虚”的拨乱反正的工作，他们最突出的成就，是将考据学推进到全盛时期。考据学追求写实的精神，成为清代学风的主流。
其实，早在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会稽刻石中，已经可以看到“考验事实”的话。班固《汉书》对于河间献王刘德的学术修养“实事求是”的评价，经现代一位伟大人物援用，则已为今天人人所熟悉，成为具有训喻意义的警语。又所谓“审求根实”(《后汉书·西域传》)，所谓“琢磨之实”(《北史·儒林传上》)，所谓“谨实清正”(《南史·沈昙庆传》)种种，都说明“实学”源流之久远。
尽管求实的学术传统千百年绵延不绝，然而正如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风貌往往有极显著的差异一样，学风之时代流变也使得不同时期体现出明显不同的特色。“听虚而黜实”(刘向：《九叹·逢纷》)的风尚有时会占据主导地位。
《光明日报》“学者答问录”曾刊出李学勤先生“关于空疏学风”的谈话，就对于明清学风演变发表了精辟的意见。“明人不去真正读书，做学问的兴趣却仍然很高，从性命到时事经济，题目很大，而且‘朝立一旨，暮即成宗’，以此相互标榜，但内容都是空的，既脱离书本也脱离实际。”于是形成了空疏的学风，“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我们读这些见解，是真切体会到其严肃的警世意义的。近年来，学界确实也可以看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现象。有的人没有扎扎实实认真读过几本书，就横跨各学科，发表“凌空驾虚”之论。这种风气如果蔓延，恐怕就不仅仅是《儒林外史》中王冕所说的“一代文人有厄”，很可能还会导致“一代学术有厄”，“一代文化有厄”，甚至“数代文化有厄”。
李学勤先生的这篇谈话发表后不久，就有人写文章提出不同意见，举出明代晚期哲学、文学、史学等重要文化领域的学术文化成果，坚持说“明末学风并不空疏”。其实，仅仅以个别具体事例，似不足以全面概括时代风气的总体特征。现今从事学术活动者最年轻的也至少应当有“文化革命”的历史经历。大家都记得在当时经济显著落后的年代，报章不是仍然可以看到卫星上天、新船下水、大桥通车等种种捷报吗？明末学术成就不能掩盖空疏学风的流弊，否则清初学者对此发表的种种激愤之辞就无法理解了。明末学术成就中的许多内容，仔细分析，其实正如上述“关于空疏学风”的谈话中所指出的，“是对空疏学风既反抗但又不能完全摆脱的表现”。
在乾嘉时代取得最大丰收的考据学，可以说在许多方面将“实学”导向极致。侯外庐先生在为《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作的“自序”中说，“无论研究社会史、思想史，要想得出科学论断，均须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他肯定考据学对于推进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指出：“考据学是历史科学不可缺少的专门学问。”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学勤集》，以“追溯·考据·古文明”为副题，特别标出“考据”二字，大概出版者内心以为李学勤先生的学术风格与考据学的基本特点有接近之处。《李学勤集》和文物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新出青铜器研究》这两部书，共收入作者发表于一九七五至一九八八年的八十一篇论文和四篇以前未曾发表过的论文，其内容可以说确实体现出严谨认真地进行考核辨正的学术作风。然而实际上作者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成果，都早已远远超越了前人考据学的成就。
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已经使人们普遍注意到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可以为探索古代历史文化提供史籍文献所无法替代的重要资料。不过，能够娴熟地运用考古文物资料并且又有深厚的古文献功底，二者紧密结合以从事古史研究的学者，仍然是少数。李学勤先生十分重视文献与考古的互相印证。他主张中国文明时代的开端要比一般承认的早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推测“中国阶级社会、国家的起源应与两河区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古国一样地古老，一样的悠久”，这一观点，就主要是以考古资料为依据的，而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更使他“加强了这方面的信心”。(《李学勤集》自序)收入《李学勤集》的《对古书的反思》一文中指出，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曾经对中国学术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一度“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中国古代的形象”。然而近年来简帛古籍的出土，又使得人们发现了清代学者在“辨伪”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另一面，又有扩大化以致形成冤假错案的倾向。作者认为，“今天要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从这些局限中超脱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在文化史研究上也有方法论的意义。”在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中，作者提出“批判地研究古代文献，反对一味信古，也反对一味疑古”的主张，批评“极端的疑古”。这些见解的提出，正是以对出土简帛古籍的深刻研究为基础的。收入《李学勤集》的《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世俘>篇研究》、《<齐语>与<小匡>》、《论<SPS=1030>掩治赋》、《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马王堆帛书与<<SPS=2172>冠子>》、《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等论文，都提供了利用新资料，从新的角度研究古文献的成功范例。
在看来锈蚀斑驳，沉重冰冷的如青铜器这样的古代遗物中，其实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李学勤集》的《从青铜器谈到比较文明史》(初刊于《读书》一九八四年二期)一文中曾经写道，“青铜器并不单纯是物质的东西，它是古代精神文化的一种产物。研究先秦的思想文化，也不能忽略青铜器。”主张应当“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观察青铜器的发展，并把这种发展放到整个社会历史的背景中去”。借助对青铜器的具体的研究，作者曾经在《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读书》一九九○年三期)一文中指出，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滥觞到定型的时期，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据有重要的地位”。“三代虽然遥远，就文明的脉络而言，又和我们相当切近。”
一般鄙薄“实学”，视考据为一种简单技术的人，往往以为考据家只注意一字一句之正误衍夺，不关心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的大势，以为“实学”方法似乎只适用于历史文化的微观考察，不能进行总体的系统的宏观研究。许多历史学者的学术成就已足以破除这种偏见。除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中所提出的对于中国文明发生时间和发展道路的总体认识令人耳目一新而外，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的其他论文，《试论董家村青铜器群》和《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讨论了西周时期的土地交易，《史惠鼎与史学渊源》探索了早期史学的形式，《秦国文物的新认识》以实例分析了秦与东方各国文化的异同，也涉及到秦国文化后来成为统一的秦汉文化的一个主要渊源的原因。在《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中对秦简研究进行初步总结时，作者还指出，“不管我们怎样看周秦的社会性质，奴隶制关系的广泛存在，而且比较发展，是一个肯定的事实。”凡此等等，均能“出微而著”(《后汉书·延笃传》)，以精密的考据为基础，对于历史文化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崭新的认识。
清代考据学者为时代所局限，不可能全面开展各个古代文化体系之间的比较研究。现代学术进步，已经使完成这一课题之必要与可能为多数学者所认识。收入《李学勤集》中的《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和《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等论文，都涉及这一课题。其论说之严谨审慎，为有志于比较文化研究的青年学人树立了典范。
中国古代空疏学风之形成，往往受到政治风气的影响，如丁文江所谓“明政不纲，学风荒陋”。空疏学风之形成又往往与政治权力对学术的直接干预有关。秦行暴政，“以吏为师”，学术文化已没有独立地位。在许多历史时期，由于行政强权的逼诱，学界中人多所从附，于是当时学术则以虚代实者有之，以假掩真者有之，甚至还有因政治需要而不惜作伪者。章学诚在给钱大昕的信中曾写道：“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SPS=1832>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章氏遗书》卷二九外集二)在政治黑暗年代，学术空气亦昏昧不明，甚至“人以伪显，学以伪传，才以伪举，文以伪售”。(王源：《吴孝廉墓志铭》，《居业堂文集》卷一七)而真正的学者，这时只能以笃实态度治“沉潜”之学，“唯一‘实’可以自许”。(王源：《与程偕柳书》，《居业堂文集》卷七)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分析学风的时代差异，他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内篇六·天喻》)“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如日昼月夜、暑夏寒冬一般相互推代，相辅相成，方可以得“相需之益”，促使学术大成。而事实上，“考索之功”永远是“独断之学”的根基，就个人学术道路而言，非“沉潜”亦难以“高明”。
随着历史文化的进步，科学学术正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对于现今大多数读书人说来，必须以“实事求是”精神推进学术发展，似乎已成为共识。然而彻底清洗空疏学风的流弊，其实还是很艰难的事。颜师古注《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实事求是”一语，谓“务得事实，每求其是也”。其实，学风之空疏与实致，并非“才”的问题，而是“德”的问题，并不仅仅标志着学人的识力，而且体现出其人格。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写道：“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辈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励。”学风问题又当与学者的历史责任联系起来思考。我们希望新一代学者真正抵制空疏学风，以“沉潜”“考索之功”“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
(《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版，5.50元；《新出青铜器研究》，李学勤著，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版，13.00元)
王子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