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选取的对象和他所怀抱的心态造就了他的存在的必要，也造就了他的特殊的方便和困难。方便是，他的研究领域对于整个文艺学研究与文学评论来说毕竟仅仅是一部分，不大的一部分。他无意去干预介入批评一些更重大的文学理论问题。他基本上没有去构筑一个涵盖广阔的文艺学体系。当然，当他企图用“向内转”概括新时期的文学走向时，遭到了反驳。其实鲁枢元本来可以给自己提出更方便更适宜的任务——不去概括“走向”而去讨论“现象”。一个活跃或比较活跃的文学生活中必然包容着许多相悖的文学现象与文学主张。过于匆忙的概括往往不十分明智。
而他的困难也是不难想象的。他倾心于文学言语乃至整个文学的“心灵性”“游移性”“模糊性”“直觉性”，他倾心于文学的“<SPS=1033><SPS=1401>”“浑沌”“象罔”“玄珠”，他试图去推敲把摩“隐藏在内心独白后边的那些东西”、“拥挤在意识门外的心理群体”、“无定形的认识”、“内觉”……但他又必须借助于一般的论辩模式、叙述模式、语言模式、逻辑模式。他非常推崇被称为“活化石”的古老而又“活得如此灿烂辉煌”的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推崇司空图的《诗品》式的、《庄子》的寓言式的以及王夫之论诗式的“一片神光，更无形迹”“一片心理犹空明中纵横灿烂”式的文论模式、“东方式的”“把握世界的一种心理模式”，但他写出的文章毕竟离庄子离司空图离王夫之也离刘勰远，而离他其实不怎么喜欢甚至常常贬而低之的现代学术论文即英语叫作paper(非常物质，非常不心灵！)的近。鲁枢元自己也意趣盎然而又不无遗憾地说：“……自己的言语表述总是要绊倒在言语研究悖论的顽石上……在众人面前尴尬地破损了自己的形象”。他自况为“操斧伐柯”，“要做得漂亮真是不容易”。可不是吗，能达到那种“一片神光更无形迹”的境界的人，能耐下心来读这些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的paper吗？能够具备这种研究、分析、讨论的思辨的兴致与能力吗？反转过来，习惯于用演绎和推导的方法来论述文学的各方面的性质，习惯于完全有根据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质、它的认识功能、反映功能与教育功能的论者，能够不认为鲁枢元的这种对于“精神的升腾”、“诗性的天国”、“超越语言”的探讨是过于奢侈了么？对于习惯了科学的(数学式)的逻辑与语法规则的读者来说，鲁枢元的论述不是太玄妙、太抓不住摸不着、太难懂，太“不知所云”了么？
对这些困难的克服，这本身就是“超越”了。鲁枢元近年确是写了一本超拔的书：《超越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年)。在这本书中，他选择文学语言——按照他的论证，应该叫作文学言语——作为突破口，丰赡、热烈而又匠心独运地论证、发挥、抒发了他对语言——言语，对文学——艺术，对艺术——科学以及对人类文明、人的精神生活的许多有趣的感受和见解。
他的书从对于亚里士多德为语言活动立法的反思开始，不无夸张地亮出了“语言干涸”的黄牌。他介绍了亚里士多德死后两千多年，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理性的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学与以柏格森为代表的“朝着同理性的自然趋势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挑战。他认为，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一批结构主义大家把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语言研究的科学化、形式化、简单化的特色“推上了顶峰”。
怀着论辩的激情，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批评的归顺”提出了质疑和猛烈的批评。他说结构主义批评向文学的海洋撒网，捞上来“庞大的鱼的骨架”，而不是活生生的鱼。“一大二空”，他用这种人们习惯的构词方式描绘现象美学家杜夫海纳对于结构主义的批评。为了抗争结构主义把文学模式化、骨架化、电脑软件化的努力，至少是弥补这种偏颇，他引入了日本学者<SPS=0202>屋太一的气氛型综合信息说。在“反叛结构主义”的小标题下面，他介绍了尼古拉·吕韦、J·德里达、M·富科、伽达默尔、马尔库塞的主张。
鲁枢元提出来要寻找语言的“绿州”。他列表对照和区分了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他建议诞生一门“文学言语学”，强调文学言语的“个体性”、“创化性”、“心灵性”和“流变性”。他提出了“超越语言”的设想，并提出了以下内容：语言观念的突破、语言学研究范围的胀破、言语主体的介入、言语在知觉中整合、言语在理解中绵延。
“上穷碧落下黄泉”，鲁枢元引经据典地去研究语言与心态的联结，语言法则与语言风格的纠缠，论述并列表说明起语言——场型语言、常语言——逻辑语言与次语言——裸体语言的区分与关联。他几乎是相当浪漫地在那里抒发他对于文学言语，对于“沉寂的钟声”、“<SPS=1033><SPS=1401>”、“泰一”，对于“潜修辞”和“瞬间修辞”，特别是对于“诗性的天国”，对于“灿烂的感性”、“语言的狂欢”、 瞬间伊甸园”的一往情深。读到这里，我们能感到鲁枢元的理论的痴迷、诗情的迷狂、“布道”的狂热。我们似乎听到了鲁枢元的赤诚而又雄辩的呼唤：“重铸那金子一般纯真的语言”吧！“寻求精神的伊甸园！”“开发右脑！”“涵咏人类的美好的天性！”“在语言的虹桥上走进诗意的人生！”……
用不着也不可能复述鲁枢元在这本书中的种种观点和他引用铺陈摔打的古今中外的种种材料。读之如行山阴道上，风光万千，令人应接不暇！当然，由于这本书涉猎的方面太多，其中许多学术领域、学派代表人物是我们不熟悉的，我无法判断鲁枢元的引介与评述是否都恰如其份，我也没有把握是否读后确实掌握了鲁枢元的思路。我感到新鲜别致，也感到他的热烈奔放，我感到他确实做了学问下了功夫，也感到他的执着乃至执拗。我很想就这本书说一点话，却不知说什么好。
也许我能说的只有自己的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经验了。这个经验当然只是个人的、具体的、模糊的，未必能成为对于此书的印证、补充或者驳难。
我的体会更偏重于语言的整体性、人类精神活动的整体性方面。我偏向于设想，不仅艺术，而且科学(例如数学)也追求着超越，可以达到那种至精至纯至妙至深、自趋自动自解、行云流水、天衣无缝、空明烂漫、高峰体验的“无差别境界”。似手足，不仅感情的东西可以超越语言，真正的智慧、勇气、学问(特别是在哲学和数学这种比较抽象的学科中)也会时不时地感受到那种明澄的直觉，豁然的顿悟，得来全不费功夫(正如潜修辞！)的豁然贯通，那种光芒四射、铙钹齐鸣，而又最后返朴归真的境界！我设想人类的精神活动是会有一种殊途同归的高峰体验的。这里有相异处也不乏共同的、相通的东西，我设想，那些最初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捞上了大鱼的“骨架”的学问家，同样会充满了超越性的创造性的狂喜！甚至于我揣摩，政治家和军事家也会在某种主客观条件下进入这种自由王国！进入一种战无不胜的精神境界。也许这里扯远了，现在回到创作与语言上来。领略鲁枢元的超语言、常语言、次语言的三分观念，可能有助于欣赏和接受相当一批艺术产品和艺术探寻，尤其有助于去欣赏和接受一批富有现代感的美术、音乐、诗歌作品。从诗歌里我们特别可以感到那种超越语言的成功的或者蹩脚的、总是聚讼纷纭的努力。而评论界又是多么常常地以常语言的尺度大致一量，便把这种努力贬斥得一文不值啊！小说创作里，多数情况下，，常语言就起着基石的作用了。有时候，语言的超越性与常规性密不可分。正像非常规的、怪诞的、神秘莫测的语言可以成为一种追求和风格一样(如残雪、莫言)，常规的、标准的、明白清楚的语言也可以成为一种文学个性(如“山药蛋”派)。文学创作的过程有它玄妙、深不可测、如醉如痴如幻如梦的一面，也有它普普通通、按部就班，就像正常心绪下的娓娓诉说的一面，即使诗歌，也可以写得妇孺皆解(当然，解与解是不一样的……)、明白如话。一个处于旺盛期的创作家，有时也需要克服自己的心灵的疲惫，同样需要克服心灵的狂热，以一种普普通通的心境告诉读者一点普普通通的事情。以期待奇迹的心情搞创作，既是美好的又是难以持久的。
这些话也许根本没“进入情况”，谈不上是与鲁枢元的讨论，也不配说成抬杠。因为我没有登堂也没有入室。对于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我知之甚少。我毕竟非常欣赏这部写得相当“漂亮”的书。有大量材料和古今中外的引证。有艺术散文般的描摹与抒发。有独特的钻研与创造。他努力去揭示语言、言语、文学、创作中不被人知、不被人理解而且常常遭到有意无意地贬损和嘲笑的方面。他有意识地去强调这隐蔽的精神活动的方面，有意没有多谈那尽人皆知的比较明显的另一面，他在书里自己已经说明过。
最后，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成语：缘木求鱼。其本意当然是嘲弄和否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缘木求鱼不也是难免的、必然的、浪漫的、有趣的乃至悲壮的么？爱情、科学、探险、战争、艺术、宗教、道德直到气功与特异功能，人类写下了多么辉煌与悲哀的缘木求鱼的记录！而且确实求到了多少条大大小小虚虚实实生生灭灭的鱼！鲁枢元所讲的结构主义的鱼骨架，不也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骨鱼”么？用文学言语来超越语言，这样的缘木求鱼的努力，不也是美丽而又令人迷惑的么？也许垂钓撒网，捉住的只有小鱼小虾，缘木升空反而有得飞鱼的可能？缘木而求鱼，不是超越了木了么？不正是超越的理想的实现么？枢元此书，以引证、论辩、驳难、列表的手段去进逼文学艺术、语言言语的灵性的深层面，这是多么可观的一次缘木求鱼的盛况啊！
欲读书结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