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巧宋远女士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伦明未刊稿本《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三十三首，录副见示，其中第三十二首所咏，正是这家书店的事，诗云：
流传刻本异麻沙，艳说南巡驻翠华。
梨枣渐衰铅石继，细哉螳臂怎当车！
诗后纪事谓：“洞庭山席氏，自明季即设扫叶山房于苏州城内，尝得毛氏汲古阁书板。自刻书甚多且精，以《百家唐诗》为最巨。二十余年前曾见罗纹纸初印本，绝可爱，索价千元，几等宋、元本矣。相传圣祖南巡，曾驻跸其家，即以《百家唐诗》进呈，帝大称赏。其时各地多有支店，余及见者，苏州尚有一家。在上海者，光宣间改以石板印行诗文集、笔记等，虽字多讹脱，而价甚廉，一时销路颇盛。……”诗中结句“螳臂怎当车”的话，似乎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正如汪曾祺之所称道，是说木刻本从此衰微，挡不住石印廉价本的滚滚而来。另一种解释则适与汪说相左，是指责石印本讹脱太多，虽一时销路甚盛，到底粗制滥造敌不过精刻旧椠。也许两说不妨并存，各有各的安排，“牛驮头，马骑腰，驴子要压屁股梢”，有些用以“嘉惠士林”，有些用以敬献皇上。
郑逸梅《书报话旧》中《具有四百年历史的扫叶山房》一文略云：“在苏沪一带，书店最老的要推扫叶山房了。扫叶山房是明朝万历年间苏州洞庭山席氏所开设，地点在苏州阊门内。……到了清初，扫叶山房获得常熟毛氏汲古阁所刻许多书版，因而大事翻刻，最早出版的一部《二十三史》，便是用汲古阁原刻《十七史》，删去钱序，增添其它六史汇刻而成。传说清康熙皇帝南巡驻跸苏州时，扫叶山房主人进献新刻的《全唐诗》一部，获得康熙嘉奖，赐给珍品，从此声誉卓著，成为惟一的大书店。”
伦明和郑逸梅在说到扫叶山房的创业主时，都只称“席氏”而不名。按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江苏部分有“席鉴”一目，略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谓其“字玉照，号茱萸山人，清常熟人。藏书极富，所刻古今书籍，板心均有‘扫叶山房’字。”里籍有异，恐是斋名偶同，未得遽指为一家。这里附带说一句，龚半千的斋名是扫叶楼，为南京著名胜迹。黄裳有《白下书简》专文记之，今收在《花步集》中，并见于《金陵五记》，与扫叶山房无涉。
书店主人于康熙“南巡”过苏州时进献的一部书，伦明说是《百家唐诗》，郑逸梅说是《全唐诗》。据《四库提要》所载，“《全唐诗》九百卷，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而见于《全唐诗》卷首的“御序”，文末所署作序日期乃“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九百卷的大书要刻板，当然不能像“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纂定”当只是写定全稿，“出板”更应在作序即康熙四十六年四月以后。《清史稿·圣祖本纪》载康熙南巡前后共六次，都曾驻跸苏州，最末一次即在四十六年。此年正月十三日“诏南巡”，五月廿二日“还京”，“驻苏州”则在三月间，序文犹未属稿。故进呈之书，以伦明所说《百家唐诗》为近是。那么伦明说得有声有色，曾经寓目，“索价千元”、“罗纹纸初印本”，究竟是一部什么书呢？《四库提要》中有“旧本题宋王安石编”的《唐百家诗选》，但此书只有二十卷，殆难称为“最巨”，看来不像。然则其为百家唐人的诗别集欤？
又，《出版史料》一九八五年第四辑所载朱联保《解放前上海(的)书店、出版社印象记》续稿中，有《扫叶山房》一节，约三百来字，谓席氏“先世居苏州洞庭东山，于明末清初得常熟毛氏汲古阁各书版而设此扫叶山房。据一九三三年《扫叶山房书目》所载，该店出书二千余种，……均系石印线装，分连史纸、有光纸本。……一九五五年结束。”又说它是“旧中国历史最长的一家书店，有四百多年历史。创于明朝万历年间。”按万历共四十八年，自一五七三至一六二○，纵令万历建元该店即便创立，亦仅得三八二年如谓“于明末清初”得汲古阁书板后始设店，则只能从万历末造算起，就只有三百三十九年了。(《书报话旧》谓该店歇业于一九五四，较朱说早一年。)“出书二千余种”亦不详是三百多年间的出书总目，还是尚有存书、存版的可供应目录。
因读汪文，偶将闲览所及略加<SPS=0103>合，发现颇有参差，而且都还只是点滴史料，去汪文所提详具始末的“报告”尚远。但我以为汪曾祺这一“希望”中涵蓄的感情，不仅是念旧而已，也是对当前的出版家表达了殷切的心愿，故不嫌辞费，记之以当赞同的一票。
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