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也真是人才济济。陈翰伯先生领导全国出版事业之余，实际上是《读书》的精神领袖；陈原先生担任主编，亲自看稿、定稿；两陈领袖群伦，而担任具体编辑运作的，居然是从三、四十年代起就已活跃文坛的史枚、冯亦代先生。范用、倪子明先生以资深出版家身份，协助张罗周旋。无怪乎一位远在南京的战士王宏振先生最近来信说，“我不大看《读书》杂志。前一向突然找到几本七九年的《读书》，一口气看完了，很高兴。马上去找近一向的来看，很失望。十年前的那几本，杂得真有味，整个一缸浓浓醇醇的‘三联’新窖。现在已没了那个滋味。”安徽固镇县农业区划办公室刘润北先生也来信说，“总觉得贵刊有一种今不如昔的感觉”，因为“少了一些对中国存在问题有深入研究的评论”，“使我们在偏僻的县城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中国未来的曙光！”
但是向这些老前辈学习做编辑，逐渐体会到，单从一个“是”字着眼还很不够，因为从两陈到史、冯，到倪、范，甚少标举定义，宣布编辑学的理念，表面看来简直“编无定则”。于是我们觉得，与其从“是”字上着眼，何妨同时观察其之“不是”。我们由是知道，《读书》一贯作风是，不打棍子，不用指示式语言，不用套话，不作奉承……但是，要笼统地交待一句话说“不”怎么，也难。
总之，无论“是”也罢，“不是”也罢，学习了恁多年，各有不少零星体会，记得不少精采例子，却难以统一起来，说一说《读书》究竟要如何“是”，如何“不是”。
物换星移，《读书》诸前辈，两位已作古人(陈翰伯、史枚)，其余诸位已全部退出第一线。虽然还可请教，却已失去“带着干”之可能。现在之事，主要靠我们这三、四个人自己探索、研究。大家除了编《读书》外，总还有一些杂事，时间也不多。但是，编稿之余，还常常说起一些前辈风范，妄想从中探求出一些什么来。
去年底以来，一位退隐“林”(“语词的密林”)下的前辈，忽然有意写作了一批题为“不是……的……”的文章，回忆他在四十年代所编辑的“不是杂志的杂志”，所记述的“不是战争的战争”，所经历的“不是爱情的爱情”……编了这批稿子，发表以后又看了一阵，忽然有悟：“不是……的……”，这不是把“是”与“不是”统一起来么！
这位前辈很谦虚。近年偶有请益，总是说，编《读书》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也不想过问了。你们不是经济困难么，要是真难，何妨停了就是！亲手创建的事业，说停就停，当然只是无可奈何的辛酸之语。但是他的这批文章，倒给我们指出一条途径。《读书》之出路，是否就在这一“不是……的……”之中？今后如能编出一份“不是书评的书评”，“不是学术的学术”，“不是文化的文化”，“不是消闲的消闲”……的刊物，是否更合《读书》旨趣？
所谓“不是……的……”，其本义，似乎只在一点，即不生硬规定任何“套路”。求“是”的用意，是明确套路；等到套路一成为陈规，要追求的则为“不是”。把“是”与“不是”始终结合起来，参杂变化，则编辑之道可能庶乎近矣！
这么做，未必能做到今胜于昔。《读书》的过去，有种种主客观条件，不是今天完全做得到的。我们只是力追前贤，努力做去就是！
今年的北京冬天，寒冷来得早，暖气到得晚。深夜编稿，斗室之中，一片凉意。但想到编杂志的种种乐趣，看到读者作者的无数来信，依然深感温暖。董存爵先生因事自南国来信，说“北国想必冬寒料峭，祈珍重”。
是的，要珍重！为了读者，为了作者，为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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