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的作者对我国现代文学史史料下过苦功，书中引用的材料翔实可靠，并有许多新的发现，甚至改变了闻一多研究中的某些“定论”，纠正了一些“谬误”。例如，一九一七年六月清华级刊《辛酉镜》上刊登的《闻多》，对闻一多青少年时代的性格、志趣、待人处世与治学态度，都作了概括而生动的描述，历来被视为是闻一多的“自述”。作者经过周密的考证，认定《闻多》是闻一多“相好的同学写的”，不是“自述”，而是闻一多研究中第一篇较为完整的评论。研究作家作品的真伪，这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可惜一般论家都比较忽视这些工作。
又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诗人徐志摩坠机罹难后，他的朋友们纷纷撰文纪念，闻一多却在友人面前说“志摩一生都是一些浪漫的故事，叫我可以写什么呢？”海外学者注意及此，得出“闻一多不喜欢徐志摩”的结论，并考证出，这是由于徐志摩“无意”地抹煞了闻一多在“新月诗社”的“领导地位”而引起的，闻一多也就变成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作者客观地介绍了闻一多与徐志摩的交谊，引用了闻家驷(闻一多胞弟)关于闻一多得悉徐志摩“祸逝”的极度痛苦的回忆，以及一九四三年闻一多编选《现代诗钞》时，将徐志摩“排在第一位”，对徐诗作了“热心”介绍和“冷静”评判等史实，使闻一多对徐志摩的关系得到真实的、符合历史原貌的反映。
对于闻一多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和论文，作者尽力搜集齐全，并作了精细的判断和研究，使得一向被社会公认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得到了澄清。有一部分论文的作者是闻一多的熟人和朋友，字里行间往往夹杂着个人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评介文字中的感情色彩有的已经被研究者所疏忽或淡忘，遂使“偏见”成为“卓识”，“秽水”成为“佳话”，以讹传讹，流毒不浅。商君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对每篇论文的来龙去脉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正是作为一个史料学家应该具备的品格。一九二六年，朱湘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评闻君一多的诗》，从用韵、用字、音节等方面下笔，极其“严酷”地批评了闻一多诗篇中的“缺陷”。这篇“弟弟”批评“老大哥”的论文，一直被奉为“从严批评”的范例，为后人所乐道。作者却溯本穷源，由这篇论文理出了我国新诗史上的一场风波。一九二六年四月间，闻一多负责编辑《诗镌》第三期，将朱湘的“得意之作”《采莲曲》，排在第一版的左下角，前面有闻一多的《死水》和饶孟侃的《捣衣曲》，朱湘觉得被侮辱了，遂“与《诗镌》决裂”，随后写出《评闻君一多的诗》，给闻一多一个“严酷”的“痛击”，还“声言偏要打倒饶(孟侃)杨(世恩)等人的上帝(闻一多)”。《评闻君一多的诗》原来的题目为《闻一多所作诗的攻错》，《小说月报》编辑觉得太刺目了，发表时作了修改。朱湘的这一做法引起文坛的不满。素不相识的刘大白发表了《读<评闻君一多的诗>》，替闻一多打抱不平；黎锦明发表了《我的批评》，批评了朱湘的观点。闻一多也在同年四月二十七日给梁实秋的信中谈到与朱湘“翻脸”的经过，对朱湘的“怪癖”颇有微词。这些史料长期湮没在书刊的角落里，作者将它们一一挖掘出来，让世人在这些互逆、互异、互补、互激的评说中，看到一个真实的闻一多，以及他在各个时期产生的影响。
我还特别欣赏作者在史料的选择方面，突出了闻一多与同时代文化人的比较，强调了他与时代的关系，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视角，论述闻一多的人品、文品和人生道路，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如将闻一多与“新月”时代的“旧友”胡适、梁实秋进行比较，指出闻一多的人生哲学是“别是非”，胡、梁等人的人生哲学是“计利害”；把闻一多同吴晗两位“斗士”相比较，指出他们“在摧毁旧世界的征途中”，一个是“鼓手”，一个是“炮手”；一个是“一头愤怒的狮子”，一个是“一只凶猛的老虎”。在闻一多与朱自清的比较中，又指出一个是“狂者”，一个是“狷者”；一个是“英锐”，一个是“雍容”；两者“相需相求”，各尽其美，互为辉映。所有这些评述，都给人以新鲜之感，读来并不枯燥。
《闻一多研究述评》的作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做学问的道路上始终走的是一条健康之路，这就是不避艰难地先从掌握资料开始。这是有远见，非常严肃的做法。我不相信资料工作是纯技术性的工作，一切研究工作，只有掌握了基本资料才能入门；只有掌握了丰富而全面的资料才能有更多的发言权。资料备齐，理出头绪，观点自然而显，再加上科学理论的指导，学术理论的研究成果也就出来了。《述评》，如果不是弄清每个时期研究文章的底细，怎么能判断其是非，对每个时期研究工作中的得失能提出那么多问题，供大家来思考？那种认为史料研究没有理论价值，不能看作是学术著作的观点可以休矣。
(《闻一多研究述评》，商金林著，天津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年十月版，7.70元)
品书录
姜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