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伽达默尔能在这样一个场合讲这种话而高兴，但对我来说却并不新鲜。因为，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我与伽达默尔单独讨论的主要内容。当然，并不是对所有的与会者都是如此。例如，对于坐在我旁边的那位爱尔兰教授，这句话使他感到意外。而在会后举办的小型茶话会(在德国是以酒代茶)上，不少人仍在议论这句话。伽达默尔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尽管有的人对伽达默尔的这句话有些不理解，或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认为伽达默尔是随便说说的或是为了哗众取宠。
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一成不变。这个原则被应用到学术领域里，就要求对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几十年、几百年地遵照执行下去，而反对一切想对这种思想、理论进行改变的意图和行为，更不允许别的新思想、新理论取而代之。但是，西方人特别是现代的西方人的观念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那种几十年、几百年一贯制是不正常的。在他们看来，任何事物一旦形成，即为历史、过去，哲学当然也不例外。正因为此，在他们的哲学史上，就不仅有古代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近代的R.笛卡尔、I.康德，现代的E.胡塞尔、M.海德格尔等巨人，而且形成了一部从本体论中经认识论到现象学的哲学体系的变革、发展史。
按照这样一种“一旦形成，即为过去”的观念来看待解释学哲学本身，且不说从海德格尔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即已明确提出(虽然尚不成系统)算起，即便从伽达默尔于六十年代使之系统化至今，也已经三十年了。因此，解释学哲学确实应该成为“过去”了，成为“历史”了。有的人曾开玩笑说，创立解释学哲学体系的伽达默尔本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记得在美茵兹大学碰到一位波斯语专家，他听说我在伽达默尔那里工作，就对我说：那个老家伙还活着！？说完冲着我笑了起来。按照常规，一种哲学系统风靡世界哲坛三十年，确是够“老”的了；一个哲学家活到九十岁，也不能不说很“老”了。但是，问题不在于“老”的那一方面，而在于没有足以匹敌的新的哲学系统来取代它，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法国著名哲学家J.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产生于解释学哲学之后，也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伽达默尔看来，从海德格尔哲学中走出了两条路，一条是伽达默尔的，另一条就是德里达的。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很高的了。但是，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至今未能取代解释学哲学在世界哲坛中的地位。一九八九年四月在波恩召开的国际海德格尔哲学大会是个标志，这个大会表明，大多数与会者的兴趣仍主要在解释学哲学上，解释学哲学的问题仍未过时。
尽管如此，伽达默尔本人一再和我讨论了如何走出解释学哲学的问题。我们谈到了西方哲学界这几年的理论疲软问题，谈到了哲学讨论不能停留在解释学哲学的老问题上，谈到了解释学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反响，谈到了解释学哲学本身不同学派的论争以及与其他哲学系统(如K.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等)的论争，等等。之所以谈这些，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理清解释学哲学的主要思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走出解释学哲学。
想走出解释学哲学，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或者说，可以取不同的方向。一种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现在已经走了一个圆圈，尽管这个圆圈本是一种螺旋式上升。但是，这种上升仍不能突破西方哲学的框架。突破西方哲学的框架，这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一种很高的要求，是一种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对西方的那些哲学大师们。能提出这种要求，首先得破除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这可以作为必须破除哲学中的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佐证。现代西方哲学(如后结构主义等)提出在哲学中破除中心主义，而如果这些哲学家们仍持欧洲文化中心论，那就不可能在西方哲学中从根本上破除中心主义。
突破西方哲学的原有框架，具有这种远见卓识的现代西方大哲学家之一，就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借助德译本研究中国老子、禅宗的哲学思想，反复琢磨“道”、“无”等中国哲学思想，并和日本等国的学者们来讨论这些哲学思想。海德格尔把老子的哲学思想看作是源头活水，力图从这些哲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哲学体系，使这种新体系能够突破西方哲学的框架。也正因为此，海德格尔不愿意让别人用任何一种西方哲学史上已有的名称来称谓他的哲学体系。海德格尔一再声明，他的哲学不是本体论，不是生存哲学，不是……
依照海德格尔的榜样，走出解释学哲学就有着另外一条思路，即用东方哲学来改变西方哲学。用解释学哲学的表述方式来说，就是：进行东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产生出一个崭新的哲学系统。这个哲学系统不再只是西方的了，也不再只是东方的了。记得曾经有位著名的西方人(姓名我已记不清了)说过(大意)，一旦希腊文化能够和东方文化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化。
这后一条思路，正是伽达默尔和我在讨论如何走出解释学哲学这个问题时所着重探索的。正是从这个角度，他向我谈到了海德格尔，也谈到了他自己。他说，他有一次去拜访海德格尔(当时，海德格尔在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时还没有找到十分贴切的语言；换句话说，海德格尔还有语言的障碍)，海德格尔拿出自己的新作，念给伽达默尔听。念到文章中的一个地方，他念不下去了，就用拳头一砸桌子说：该死的中文！这就表明，海德格尔把中文看得是极难的。伽达默尔还告诉我，海德格尔不懂中文，因此，只能借助德译本来了解中国哲学思想。所以，我们在讨论“无”等中国哲学思想时，就不必去管海德格尔曾经发表过哪些有关的看法。伽达默尔本人还是个语言学家，曾获古希腊文的博士学位，因此他对语言的要求是很高、很严格的。在我们单独讨论时，他常常要因为他不懂中文而表示歉意。中国方面曾有人托我邀请他来中国访问，他对我说：对于他来说，中国的大门开得太晚了，他现在岁数太大了。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主要不是指体力、健康方面(他仍能坐飞机去美国)，而主要是语言方面的。在欧洲，他每年要花几个月的时间飞往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作学术报告。作学术报告时，他通常是在一张纸上写几个要点，然后自由地去讲，一讲便是一、两个小时，记录下来便是一篇条理十分清楚的、总是在他原先的基础上有点新意的学术论文。而作学术报告也好，讨论也好，他用的都是东道主国家的语言，运用自如，对答如流。但是，他不懂中文，不懂中文而来中国讨论哲学，似乎既不符合解释学哲学的宗旨，又不符合这位大语言学家的身份。我捉摸，这才是他不愿意来中国访问的真正原因。
从上面谈到的可以看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难能可贵之处正是在于：煞费苦心地、坚决地从根本上去改变西方哲学的定势。这种西方哲学定势是由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形成的。从那个时候起，西方走在东方的前面，先东方而实现了近代化。由此，在一些西方人来看，西方已是近代，而东方仍滞留于古代；西方已进入工业文明，东方仍属农业文明；西方先进，东方落后。西方之所以能走在东方的前面，一些西方哲学家认为是，西方人正确地理解了自然和社会，与此相关的西方人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概念系统也是正确的；而且，这种西方人的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及其理论框架、思维方式、概念系统如果被运用于东方，就会产生一种东方人的对自然和社会的正确理解。
但是，很多西方有识之士慢慢发现，他们并没有正确理解自然和社会，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自然和社会。而这种误解，又正是被他们奉为西方文明典范的科学技术和理性造成的。于是，他们掉过头来，去纠正那些误解。就是说，他们着力去清算以往的那种貌似正确的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以及有关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概念系统。在海德格尔那里，就表明为，试图推翻西方以往已有的一切哲学结论，回到前哲学的“事实”中去重建哲学。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从根本上去改变西方哲学的定势。
不仅如此，海德格尔等人还试图摆脱错误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力图超越狭隘的西方近代经验，从一向被西方人视为落后、粗糙、幼稚的东方人那里汲取思想营养。这是从根本上去改变西方哲学定势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当然，这不应被看作是，海德格尔看到按西方的思路不能正确地理解自然和社会，因而改用东方的思路，以期得到一个对自然和社会的正确理解。海德格尔的立足点，既不在于过去的西方，也不在于东方，而在于现实的德意志民族的生活，从本民族的生活经验中并以本民族的语言，去形成一种既不同于过去西方的也不同于东方的、而是现在的从德意志民族土壤中诞生的新的哲学，新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和概念系统。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海德格尔等人哲学中的这些有益部分，并没有引起一些作为东方人的现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重视。特别要指出的是，不少著名中国哲学家至今仍在追随那种欧洲近代所形成的西方哲学定势，用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概念系统来理解、解释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学问。他们视西方为今、中国为古，由此强调，现在讲中国的学问，都必须用以今释古的方法。
这种以今释古的方法，并不是现在中国人的新发明。早在中国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中的一些先进人物，积极向西方求真理以改造中国。但是，为什么他们最后都失败了呢？我在《西方宗教、科学与近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中试图指出，其原因不在于当时引进的西方思想理论(包括洪秀全引进的西方新教)不先进，也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人不想学习西方的思想、不想在中国搞近代化(事实上，当时不仅是资产阶级而且是农民阶级、甚至封建帝王将相如光绪皇帝和洋务派等都想搞近代化)，而在于这些西方先进思想的引进和近代化是否触及并动摇了中国当时体制和观念的根本。如果不触动当时中国体制和观念的根本，那么，封建制的卫道者们也会利用宣传西方思想、搞近代化来巩固封建专制王朝，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不乏其例；其他阶层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不论是洪秀全还是严复，他们都宣传过西方先进思想。洪秀全还采用大民主暴力手段以推翻中国地主封建王朝，其失败的原因却也在于没有触动中国体制和观念的根本，如血缘家族的体制和观念。严复曾积极地、完整地而非断简残片式更不是断章取义地向中国输入进化论等西方先进思想，自以为找到了治愈中国痼疾的根本，但因其也不去触动诸如血缘家族之类的体制和观念，也失败了，乃至严复本人也走向自己的反面，从崇洋转向复古。
严复是极为典型的一例：崇洋不成、以今释古不成，便转而复古、以古释今。复古、以古释今，不仅不想触动血缘家族的体制和观念这些根本，反过来极力维护这些根本。这当然是对近代化的一种反动。在中国，这种复古、以古释今，主要表现为用儒家思想去理解、解释中国的现实和历史；而用农民意识及其价值观念去理解和解释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也是复古、以古释今。从崇洋不成、以今释古不成到复古、以古释今，这是在严复等人身上出现的一种恶性循环。走出这种恶性的循环圈，是历史赋予现代中国思想和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这里当然涉及到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西方近代的理论，是彼时彼地的、产生于彼国的生活实际的，不能用来硬套此时此地的中国生活实际。由这种硬套所产生的对中国现实或历史的理解、解释，必然会驴唇不对马嘴。用这种硬套的办法，自以为正确理解、解释了中国的现实或历史；但是，实际上，它既误解了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也误解了有关的西方近代理论和哲学。
由此可见，一个掌握了某种近现代西方哲学体系和方法的中国人，要想走出这种哲学的体系和方法，首先，不是简单地把它搬到中国来，用它去理解、解释中国的现实或历史。其次，也不是用中国过去的哲学问题和概念去诠释那种西方的哲学体系和方法。只有根植于中国的本土，根植于中国人现实的生活世界、生活经验，才能真正感受到中国问题所在，才能找准中国问题之所在。而找准中国问题之所在，其前提之一，就是克服上述已有的思维模式和哲学定势。这种克服便是“去蔽”，去掉中国真正问题所在的遮蔽物，以今释古、以古释今之类就是这种遮蔽物。
“去蔽”，就是完全从事实、史实本身出发，而不是首先从一种思维模式、哲学定势出发，这当然包括解释学哲学这种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和概念系统在内。换句话说，只有甩掉一切思维模式、哲学定势，才能真正从事实、史实本身出发。任何已有的理论及其揭示的规律性、合理性，充其量只能说明与它彼时彼地相关的事实、史实；而这种理论一旦形成，即为过去。如果此种理论认为，这种“一旦形成，即为过去”的法则只适用于其他一切理论、哲学，而并不适用于它自己，那么，这种理论、哲学便是虚伪的、不彻底的，并且重蹈了它批判对象的覆辙；那么，这种理论、哲学就不再被视为事实、史实的正确揭示者，而是事实、史实的遮蔽者，从而成为“去蔽”的对象。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任何理论、哲学一旦被奉为万古不变的教条都会从“去蔽”者变成为“遮蔽”者，自己成为“去蔽”的对象，这似乎成了一切理论、哲学都不能逃脱的发展规律。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伽达默尔在他九十大寿庆祝会上所讲的那句话，就比较好理解了。他不过是讲出了一个所有哲学体系都无法抗拒的、无法逃脱的那种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许多哲学家不同的是，他自己宣布了，由他创立的解释学哲学也必然会被后人的哲学所取代；他自以为是的对哲学的理解，从旁人、后人的角度看来就是一种误解。这是伽达默尔对哲学的一种极为深刻的理解。
伽达默尔多次向他的同僚或客人说、并且书面写道，我是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进入解释学哲学大门的。而这个“进门”，不论在他，而且在我，都清楚明白地被看作是“出门”。因为，当伽达默尔看了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写的第一篇关于解释学哲学的论文，他就认为，他已发现了我所感兴趣的哲学问题所在，我应该就这些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他会帮助我，如何按照我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思路去进行哲学思考。而这条思路的根本特征正是：走出解释学哲学。
走出解释学之后的哲学，就不再是解释学哲学所说的了，而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这是本文题目《哲学也许并不像我们所说》的狭义。而其广义，则需另行详加中说，非本文范围所及。但不论如何，哲学之应当更新不衰，永远具有旺盛的活力，则是无疑义的。
郑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