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教授的这本书，是从北京的胡同谈起的。北京的胡同多，胡同的名堂也多。从专家们的眼中看来，是做学问的大好素材。对于民俗学，方志学，社会语言学等都极为有用。《胡同及其他》这本书，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确实是独具慧眼的。
其实，在去年下半年此书出版之前，其中的一些文章已经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胡同的语源是蒙语水井”这一结论已为许多专门著作所援引，我自己也有所学习。对其中许多论点，我已不很陌生。尽管如此，我还是买了这本跟我专业关系不大的书，并想把它介绍给大家。
先说我买这本书的因缘。每到北京，照例逛各家书店。在王府井北头的语文书店，门脸儿不大，进门儿一眼就瞅见这本书鹤立在书架上。书名题字古拙，装帧爽洁淡雅。翻开目录，见到先前拜读过并十分喜欢的几篇文章，恰如再遇故人。不但有温故知新之感，而且引起不少往事的回忆。比如书中提到元代即已存在的砖塔胡同，最早见于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在北京的胡同中享有盛名。然而它特别在我的心中引起波澜，却另有原因。即因为我敬爱的导师，已故华钟彦教授的行止一度和它有关。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砖塔胡同》的短文，专门谈及此事。
当然，既然是学术著作，与我的因缘应主要在学术思想上。关于中华民族(古代称华夏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我有自己的认识。我认为，华夏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有纵横两个方面。从纵的方面来讲，在于对固有文化的不断批判与更新。从横的方面来说，则在于对外来文化成份的不断汲取与熔化。这种更新与熔合，通过两个层次的运动来实现。其一是华夏民族内部主体部分与非主体部分的交往和斗争，其二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与熔合。以先秦时期为例，前者表现为三代共主的更替过程，后者表现为华夏民族成份的增加与活动疆域的扩大。这既是通过“用夏变夷”来实现的，同时也渗透着“以夷变夏”的内容。问题很大，全面的解释，需要若干专著，而具体的例证，则俯拾皆是。
《胡同及其他》这本书中，有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也可包括在这问题之内。书中讲到在蒙汉语中“百姓”、“博士”等词来回借用的演变过程。蒙语借用汉语“百姓”，叫〔Pa－iei〕，意思是土房子，再引申为店铺。这个词被汉语搬回来，叫做“板生”，简称为“板”。内蒙目前有不少叫“某某板”的地名，跟它有关。“博士”一词，被蒙语借用，叫做〔Pakiei〕，意思是老师。又被汉语搬回来，就是“把式”和贬义的“把戏”。这些词的往返借用，不但反映了蒙汉人民交往和蒙汉文化交溶的过程和部分内容，而且反映了蒙汉文化各自发展的某些历程。
说到这里，我想到汉语中“老板”一词的语源问题。按照通常的解释，“老板”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旧时对著名京戏演员或组织戏班的京戏演员的尊称；其二指私营工商企业的所有者。包天笑先生在一篇回忆梅兰芳的文章中，以为“板”当为“班”的音误。这可确证包先生是从“戏班”与“老板”的关系上来做考证的。但这位老先生是南方人，大概不了解在北京话中，“板”与“班”是不容易相混的。从“老板”是戏班子的掌班人及主要角色来着意，前述两词，即意为店铺的“板”与意为师父的“把式”，都可作重点考虑。甚至可以考虑二者可能是“老板”一词的共同语源。这里简述一下“把式”作为老板语源的部分根据。“把式”意为师父和精通某种技艺的人。考虑旧戏班中的人际关系，与“老板”的身份相同。“把式”一词的“式”读轻声。该词加上词头“老”时，省去“式”，同时“把”儿化。和“老板(儿)”读法相同。北方话中的“车老板儿”，实际就是“车老把儿”，就是“车把式”的意思。当然，这一问题还可以再讨论，我们只是借此说明张先生此书对类似问题所提供的思路。
张清常教授是语言学家，又是老北京。他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北京街巷名称所作的考证，以及从北京街巷名称的演变对汉语史，尤其是北京话语音变迁所作的研究，都很有见解，且富于趣味。比如北京前门大街西侧的“大栅栏”，北京人却读若“大湿(轻声)蜡(儿化)”。外地人对这个怪叫法没有不纳闷儿的。张教授告诉我们，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北京在历史上好几处地方都叫这个名子，在语音上有点变化，便于区别。二是由于地名中易于保留前代读音的关系。我们顺便还可以知道“清朝北京城内共有1746处设有这种栅栏，为宵禁之用。”
作者认为“街巷命名是一项非常错综复杂的工作，只用三五个字，却要构成一件供千千万万人们使用千百年的而且传诵流行的精致艺术品，不容易”。违反人民自己的意愿，强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更改地名，除了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某些不便外，还就是留下了一些历史的笑柄。他举“鬼门关”为例，北洋政府明令改为“贵人关”，但直到解放取消这个地名，仍改不了。至于一度取名的“党领导胡同”、“学毛著胡同”，张先生则认为“宣传方法待研究”。
本书中有相当的篇幅研究北京街巷名称所反映的北京旧貌。比如从猪市口(今珠市口)、牛蹄胡同(今留题胡同)、羊圈胡同等谈北京的动物畜养；从松树胡同、榆钱胡同、丁香胡同等谈北京的植树种花情况；从石染家胡同、何薄酒胡同、赵锥子胡同等谈北京的百业杂项。至于涉及官府、军卫、市井、交通等，也都有叙述。张先生对北京、北京的胡同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书中列举大量例证说明，在胡同取名这件事上所反映的“北京人的形容象征能力和幽默感”。比如“无量大人胡同”的幽默；“小市”的含蓄；“耳朵眼儿胡同(形容其小)”、“耳挖勺胡同(形容细长而一端大)”、“闷葫芦罐儿胡同(形容口小肚大)”等的形象。对将“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罗圈儿胡同”改为“乐全胡同”，他是不以为然的。作为读者，我也深有同感。地名演变，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性。尤其是小地名，与它的居民在历史、文化和心理诸方面都有密切关系。过份生硬的弊病，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片面追求“雅驯”，实际形成一种新的八股。
本书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北京的街巷名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文化研究。不仅具有开创之功，而且内容之丰富，成果之硕大，足以奠定其在相关领域的学术地位。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从小处说，该书引页提到“茶博士”和“酒博士”。以为“虽然汉字写的是‘博士’，而词义上却与‘太学博士’相去颇远。”该处有关论述及32页的注④：“‘师、老师、师傅、师父’等没有被蒙语借用过。近代汉语没有出现‘茶师父’”。说明作者认为蒙汉语借词关系是“博士”这一称谓内涵演变的中介。其实，博士这一称谓的内涵从职官(包括“太学博士”在内)向一般意义上的“师傅”的演化，早已开始。六朝时已很明显。其理论机制与“相公”一词意义的演变颇为相类(见拙文《相公的演变与中国的称谓文化》)。不必通过蒙汉语借词关系来实现。
就大一点儿的问题说，胡同之定名，以及该词固定用“胡同”两字来记录的时间，还可再商榷。张先生认为胡同是<SPS=1568><SPS=1044>的简化写法，所以该问题的关键是<SPS=1568>字产生的时间(<SPS=1044>字早有)。他认为<SPS=1568>字产生很晚，至明中叶以后才出现。原因是“金元两代是少数民族政权，在使用汉字时，很可能忌讳‘胡’字。”“明朝是汉族政权，没有这种忌讳，造出<SPS=1568>字是很自然的。”其他方面不讲，即本书所引辽代《龙龛手鉴》中已有<SPS=1568>字。<SPS=1045>与<SPS=1568>两字在意义、音读两方面都不当有别。辽代也是少数民族政权。可见本书关于<SPS=1568>字产生的时间、意义及其解释，还可再考虑。
本书的印刷相当漂亮。不但封面出色，内文亦然。可惜也有若干错字，不免为白圭之玷。如159页“黾兔禁用”中的“黾”字，当为“龟”字误排。同页“北京土语到不”，应为“北京土语倒不”。
(《胡同及其他》，张清常著，语言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5.00元)
姚小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