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家、考古学家、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一八七八——一九一九)注意到这个现象并思索其原因。他在散文诗《万年颂》中比较中国与从古埃及到现代西方的非中国世界的建筑艺术，认为后者追求永恒，采用的材料和技术都力图抵抗时间的侵蚀，然而他们能做到的，不过是推迟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来临罢了。中国人懂得，“任何静止的东西都逃不脱饥饿的时间的利齿”，中国建筑遂反其道而行之，向时间让步，采用容易损坏的材料，需要一再修复、重建。谢阁兰由此推论，中国人是把问题转移了。体现永恒的不应该是建筑物，而是建筑师的意图。建筑物不能长存于天地之间，它好比是向“贪婪的时间”奉献的贡品。建筑师只有付出这个代价，才能确保其精神意图的持久性。
中国人嗜好古物，不过嗜古形成风气，是较晚的宋朝的事情。宋人热衷于考古研究，收藏青铜礼器和碑文拓片。究其原因，首先是国势积弱，版图日蹙，面对游牧民族的经常威胁，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信念受到动摇，知识分子遂向辉煌的古代寻求精神庇护和道德上的舒适感，从而不坠对中国文明的前途的信心。其次，收藏家和鉴赏家对古物的兴趣主要在于书画，后来才扩展到青铜器和其他器物，而青铜器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器上的铭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记赵明诚于离乱中规定对家藏古物的取舍次序，便是说明这种态度的佳例：“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不妨说，中国人只对形诸文字的东西感兴趣。历代皇室的收藏几乎集中了全部最优秀的艺术品，由此产生两个后果。一，多数艺术家和鉴赏家无缘观摩这些藏品。二，改朝换代之际，皇宫每遭抢劫、焚烧，藏品遂星散或化为乌有。
中国人好古也表现为丰厚的历史意识和悠久的史学传统。不过需要指出，中国虽然拥有完整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史册不以科学地记载历史为目的，而是瞄准了哲学与伦理层次。《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是三不朽的盛举之一，这个看法正好印证了谢阁兰的直觉：建筑物不能体现不朽，人只有通过文字在后人的记忆中达到不朽。
既然建筑物终将倾圮，惟有文字长存，那么，从未存在过，仅用文字描写的想像中的建筑，与而今荡然无存，后人仅能借助文字记载去想像的建筑，又有什么区别呢？明朝一位文士刘士龙写了一篇《乌有园记》，也自有理：“吾尝观于古今之际，而明乎有无之数矣。金谷繁华，平泉佳丽，以及洛阳诸名园，皆胜甲一时，迄于今，求颓垣断瓦之仿佛而不可得，归于乌有矣。所据以传者，纸上园耳。即令余有园如彼，千百世而后，亦归于乌有矣。夫沧桑变迁，则有终归无。而文字以久其传，则无可为有，何必纸上者非吾园也。”
以上是比利时汉学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的文章《中国人对古代的态度》的提要(见文集《脾气、荣誉、憎恶》，RobertLaffont，一九九一年)。文末有一附记，介绍F.W.Mote在早稻田大学学报第五十九卷第四期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城市史一千年：形式、时间与空间在苏州》。该文认为，苏州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古代意识并非来自古代建筑，而是别有寄托。西方传统把古代的存在等同于真正古物的存在，中国则不然，它没有堪与罗马的会场(Forum)相比的古迹，也没有如罗马万神祠、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那样仍在使用的古代建筑。所以如此，并非中国人不掌握石头建筑技术，而是态度不同：他们不以建造垂之永久的建筑为念。以苏州北寺塔为例，它始建于三世纪，屡次毁后重建，现存建筑是本世纪的作品，在美国也算不上真正的古迹。中国古建筑的经历莫不如此。中国人不是用石头，而是用文字记载他们的过去。中国宏伟的公共建筑体现另一种构思，它们更多的是安排空间，而不是包容建筑物。当一座古代建筑倒塌或焚毁时，中国文明似乎不以为历史本身受到伤害，因为它尽可修复或重建该建筑。人类真正永恒的建筑是有关这些建筑的文字记载。以有名的《枫桥夜泊》诗为例，在这首诗引起的历史与心理联想中，桥作为实体并不重要，它作为理念出现在中国人的心灵里。谁想赢得不朽的名声，他与其去砌石头，不如诉诸文字，或者让一位诗人或散文家在其不朽的作品中提到他。
两位洋人拿西方文化做参照系观察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得出不谋而合的见解。我们身在庐山中，倒也不一定不识庐山真面目，愿就此见解作些修正、补充、发挥。两位西方学者立论的根据基本属实：一，中国人重视文字记载；二，中国极少古代遗留的宏伟的石头建筑，除了早期的石墓和晚期的石桥。保存至今的古建筑，主要是明清的木架构和砖木结构，欲求宋、元乃至唐朝的实例，不是鲁殿灵光，岿然独存，也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问题在于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先有理念后有实践和实物还是先有实践和实物后有理念，先有石头易烂，文字不朽的想法，因而不用石头做建筑材料，还是因为不用石头做建筑材料的古代建筑易于倾圮、焚毁，古人才产生文字比建筑更加不朽的想法。建筑史家解释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的原因是：“黄河中游一带，由于肥沃的黄土层既厚且松，能用简陋的工具从事耕种，因而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人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发展农业，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当时这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温暖而湿润，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木材就逐渐成为中国建筑自古以来所采用的主要材料。”(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绪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二版)古代木架构结构因地制宜，具有不少优点，但在防火、防腐方面有严重缺点。历代有名建筑多遭回禄之灾。有天灾：永宁寺为北魏王朝首都洛阳最壮丽的建筑，“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洛阳伽蓝记·卷第一·城内》)也有人祸：南京报恩寺塔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海外夷蛮重译至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州所无也”。(张岱：《陶庵梦忆》)这座塔与苏州北寺塔同建于孙吴年间，代有兴替，名亦屡易，至明成祖承前代旧址，于永乐十年重建。“塔高三十二丈九尺四寸九分，登三级而望，全城都在服底。至顶则苍茫<SPS=1312>冥，早晚日射，光彩万状，照耀人天。篝灯长明，有如星光灼烁，风吹铎响，声彻数十里外。千奇万丽，称为天下第一塔。”(罗尔纲：《太平天国遗迹调查记》)如此瑰丽的建筑，在天京内讧时毁于一夕。韦昌辉怕石达开凭藉报恩寺古塔以作攻城之炮垒，竟下令毁之。
宗教建筑的塔犹难逃劫数，遑论世俗建筑的宫室园林。阿房宫，三百里，楚人一炬，化为焦土。石崇的金谷园，裴度的绿野堂，李德裕的平泉庄，后人欲觅其废墟遗址亦不可得。欧洲浪漫派诗人每于流连废墟时作怀古诗，中国诗人只能从纸上凭吊或全靠想像了。“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李白：《越中览古》)“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杜牧：《金谷园》)没有沧海桑田的变迁，人事无常的感慨，中国文学史将失去无数绝妙好诗，我们也不会有《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西湖梦寻》这一类可以自成系列的著作。然而我们的诗人和作者们本来是愿意花常开、月常满的。说他们借助文字战胜时间，达到永恒，恐怕并非初衷，毋宁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如果说西方人一开始选择了石头体现的永恒，，他们也并非没有意识到文字比石头更加不朽。巴黎圣母院是一部用石头写成的巨书，建于十三至十四世纪，当时还没有印刷术。十五世纪谷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引起宗教家的恐惧。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第五卷里让副主教克洛德惊呼：“这个要消灭那个的！”纽伦堡安东尼奥·科布尔格尔一四七四年出版的《圣保罗书札评注》要消灭圣母院大教堂，这本书要消灭那个建筑，印刷术要消灭建筑艺术，因为“人类的思想在改变形式的同时也将改变表现方式，每代人的思想不再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材料来写，哪怕是用石头写的十分坚固的著作，也将让位给用纸张印成的更加坚固更加持久的著作。”
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没有轻视依附于石头的不朽。我们不用石头建造庙堂，但是我们为石头派定另一种用途：在石头上镌刻文字，不朽的文字刻在不朽的石头上，双重的不朽才是真正的不朽。秦始皇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东汉永元元年，窦宪破北单于，登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从此“勒铭燕然”成为历代名将良相的情结。范仲淹作“穷塞主”，感叹万端的是“燕然未勒归无计”。贵人的墓穴里要有墓志铭，记载死者生前的嘉言懿行。士民称颂官吏德政，在位时为他立德政碑，去官后为他树去思碑。碑铭作为一种符号，其所指乃是不朽。佛经在佛教徒心目中自是天地间第一等不朽文字，然而隋朝的静琬和尚担心抄写和刻印不能保证佛经永远流通，还要在房山云居寺开辟石经洞。纯为立言，也要刻碑。乾隆好游览，喜赋诗，所到之处无不留下御制诗碑。张继的《枫桥夜泊》已经不朽，只要中国还有人读书，总要，总能读到它，然而俞曲园还要书写勒石。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最出色的文字都应该“寿诸贞珉”，最终还是石头使我们心里踏实。
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小说不是正经文字，没有人想把小说刻在石头上，除了曹雪芹。书名《石头记》，除了因为书的内容原本假定刻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那块顽石上，是“石兄”的自述，也寓有作者自信此书必能不朽的用意。曹雪芹想做而未能做的，今天有人代他做了。报载，上海两位微雕艺术家根据各回不同的气氛选用不同颜色的石料刻成《红楼梦》前八十回，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石头记》。此事足证，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处，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至今充满魅力。
施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