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王水照、保<SPS=1471>佳昭编选；邵毅平、沈维藩等译，6.20元)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东瀛学者的研究风貌，他们不以思辨见长，而以精密的实证，琐细的操作来积累学术成果。书前有编者王水照教授的长篇前言，相当深入地介绍讨论了日本词学研究的成果和特点，书后附有自一八六八年至一九八八年一百二十年间的日本词学文献目录索引和本编所收论文的作者简介，对研究者有实用价值。
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南总里见八犬传》(日·曲亭马琴著，李树果译，<一>15.00元、<二>13.50元)是一部有一百九十回之巨的日本古典文学名著。小说写足利末期战国时代诸侯家八个武士的故事，作者则是江户时代的著名小说家。小说大量蹈袭中国古代文学故事，如《三国》、《水浒》等的一些情节，可见日本与中国文化的亲缘关系。小说的章回体形式、作者在每一辑(每十回一辑，每两回一卷)付梓前附一序言抒发自己见解的做法，以及每每在故事中掉书袋、讲论学问的习惯，都显出中国小说传统和文人传统的影子。书中附有风格独特的插图，堪称精美。而且这部书印制的考究，纸墨的精良，也是近年出版物中少见的。一本入眼就能令人赞叹，可供把玩一番的书，总是能首先引起爱书者好感的。
张作霖既非名门出身，又无特别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仅一草莽英雄，毫无凭借，在受清廷招抚后，由一清军管带而至巡防营统领。辛亥革命后，因缘际会，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省督军、东三省巡阅使，当上了“东北王”，后又以东北为基础，进而称兵关内，问鼎中原，几度操纵北京政权，左右全国政局，最后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陆海三军大元帅。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整整十七年，叱咤风云。那么，张作霖怎么样从一个草莽英雄到大元帅的，凭借的是什么？在《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陈崇桥等编著，辽宁人民，10.80元)一书中可以看出，张作霖极聪明，他的聪明之处在于超出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袁世凯、张勋之流。他有极强的政治野心和目的，有满脑子的帝王思想。他经常以李渊自况，要张学良读《贞观政要》，做李世民。但他能看准历史潮流。当年各报曾盛传张作霖有野心，说他要复辟，要建大辽帝国。张说，“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
前清宫廷三大疑案之一雍正继位之谜牵动了许许多多的史学家。有雍正改诏说，有雍正自立为帝说，还有说康熙原本就选中雍正嗣位的。冯尔康的《雍正继位之谜》(人民大学出版社，2.70元)则属第三种观点。在全书的最后，冯先生提出在雍正嗣位研究上有三点不足取：一是，先入为主。他说，有的论文，读后令人感觉作者是先承认篡位说或合法继承说，然后找材料去作验证。结果材料和论点不能结合，联系免强，有的史料都没搞清楚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二是以君为臣纲的伦理作为解释嗣位的指导思想，这主要和篡位说产生早有关系。孟森以前的篡位说大肆谴责雍正，其理论基础就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它的影响还存在；三是，对雍正继位与对雍正全面评价如何区别联系的方法要把握好。雍正继位与即位后政治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持篡位说，认为后来的政策都是为掩盖篡位的，并以此作为证据，使它成为方法论也是不足取的，是种反证。总之，应实事求是，不带框框。
介绍几本三联新书。
纳博科夫在中国的出名，多半是因为那一部同时出版了几个中译本的《洛丽塔》吧，那么，至少是出于对《洛丽塔》作者的兴趣，这一册《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7.50元)便很可一读。这里译细分析了七位作家的七部作品，并借以研究小说艺术这一“骗术”。“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所有的艺术都是骗术”，小说的世界，“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律和自己的例外”。“某一代人认为一位作家的作品属于自然主义，前一代人也许会认为那位作家过于夸张了冗赘的细节，而更年轻的一代人或许会认为那细节描写还应当更细一些。‘主义’过时了，‘主义者’们去世了，艺术却永远存留。”小说家特有的聪明与才智，使这部其实是授课讲义的结集，处处闪动着灵光与生气。虽然不敢企望掌握艺术之骗术，但多少探得一点骗术的奥秘，也就对这位揭开帷幕一角的可爱的魔术师充满感激之情了。
不过，早于纳博科夫两千多年，马其顿卡尔息狄栖半岛上的亚理斯多德，就已经在讲“骗术”的艺术。《修辞学》(罗念生译，4.05元)是当然的名著。作者说：“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如此，忿怒、恐惧、友爱、怜悯、羞耻、嫉妒以及好人、坏人、好事、坏事等等，都被纳入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不掌握被说服者的心理，不知晓人的世界的特殊，又如何挥舞语言的魔杖呢？修辞，而成为一门学问，或者就在于语言常常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在证明了自己的话是真的，对方的话是假的之后，按照自然的顺序就该称赞自己，谴责对方，作最后的努力。必须追求下面两个目的之一：指出自己是相对地或绝对地好，对方是相对地或绝对地坏。”语言的力量，不是很可怕了么？自然，那是在只允许有一种声音的时候。
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是人们所熟悉的。《关于艺术的对话》(吴谷鹰译，7.95元)是他的美学文选，其中颇有精采之作。如《艺术史上的社会因素和病态因素》一篇，作者主要分析了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的生平和创作。他一开始就指出，艺术家、诗人等等自古以来往往是带有病态的，因为他们都是感觉特别锐敏的人，所以常常是时代的先声，也因此容易“患病”。“当任何正常的人都苦于矛盾，寻找特别锐敏地感觉到矛盾并且善于特别容易流露感情和激动人心地表现消极的感受的代言人，——在这些时代，历史以其大师的手正好敲击病态的键。”只是作者最后说道，“社会将真正正常，而且不仅个别人物的不正常的倾向将根本消除，而且甚至遗传的形态、祖传的该死的东西，都将无论如何消灭掉”，却令人稍觉不解。既然已对那些异于常人、有着独特感受力和卓异见解的诗人、艺术家有了充分的理解——正如作者所比喻的那样，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像一个键盘，备有所有一切八度音和所有一切基调——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令这些优异的人才与一个正常的社会并存，却一定要视为一种“不正常”，而“无论如何消灭掉”呢？
在“海外学人丛书”之一的《中国诗学》(叶维廉著，5.90元)中，恰好读到作者关于诗与诗人的论述——“一首诗必须有其独立的个性，诗人的声音必须与别的人、别的诗人不同。我们不应视其是否合乎某种风尚来作最后的评价”；“理想的诗人应该担当起改造语言的责任，使它能适应新的感受面。其中一个方向是：利用抽离的作用，使语言表面的歧异性完全消除，达到最高的交感性；另一方向即是全神贯注入事物本身，不让表面奇异的语言所左右。”诗，总是别一种语言，别一种声音，中国，外国，古代，现代，在这一点，没有例外吧。《中国诗学》所作的，便是中与西、古与今的打通，故也可以称作“比较诗学”。作者运用比较的方法，在这几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领域自如出入，研究中国文学的传统批评方法，研究语言的策略与历史的关联，作历史整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等等，犹在山重水复中，辟出一柳暗花明之境，“鹧鸪啼处百花香”，诗学，原当活泼泼地充满生机啊。
“文化生活译丛”中的两种：《论戏剧》(卢梭著，王子野译，4.10元)、《葛莱齐拉》(拉马丁著，陆蠡译，2.70元)，也很有特色。前者是卢梭写给达朗贝尔的十万言书，颇有惊世骇俗之见；后者则是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译者流光溢彩的笔，更将诗人的情致曲曲传出，“心灵深处，永远有一眶眼泪，一滴一滴地渗出，暗暗地滴在你的记忆上，使之新鲜，使之芬芳”……惜发稿在即，不及多作介绍，仅将它们荐与读者诸君，并望在《读书》上尽快读到不仅仅是评介的评介文字。好在三联的书，已有北京、杭州、郑州三地提供邮购之便。求同好，不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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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