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亨元年四月八日，弟子刘玄<SPS=1070>母樊，为夫征辽，愿一切行人平安，早得归还，敬造弥陀像二铺。
这么一张小小拓片(横二十四厘米，纵五厘米)，要是到了一般文物工作者手头，恐怕未必会引起怎样注意。许愿祈福，所在多有，无非一些寻常熟闻言语，据以影印或提供陈列，此件似乎都还不够格。可是台先生“经过八年之久被侵掠的战争之后，看到这一造像的人的祈求，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感触”。他因而写了一篇《辽东行》，文中说：“这为人妻子的仅仅一句话一个愿望，竟吐出了一千多年后的侵掠者与被侵掠者人民的悲号与无力的控诉。”台先生身经丧乱，触目悲感，情文相生，于是就像针拨翳障，顿使我这个不经心的读者，也为之神思震动了。
唐初征辽，经历太宗、高宗两朝，被史家认为是“不义的战争”(如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台先生文中记云：“终太宗朝三次对高丽用兵，皆未能如愿平了高丽，到他的儿子高宗总章元年才达到了他的雄图，前后共二十五年(六四四——六六八)。刘樊氏造像祈愿于咸亨元年(六七○)，已是高丽平后第二年了，其夫此时不归，大概永远不归了。”真正是无定河边骨，春闺梦里人！王建有《渡辽水》篇，诗曰：“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来时父母知隔生，重着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各与题本乡。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傍。”台先生文中录存此诗，说它“与刘樊氏的祈求，悲苦并无二致”。又说：“王建是太宗后百数十年的诗人，在太宗朝却没有这样的诗人，仅有房玄龄临死时才敢说：‘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憨乎？”
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有“驻跸山”条目，引《清一统志》说明其地云：“《旧唐书》， 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丽，破辽东城，降白岩，进攻安市城。高丽耨萨高延寿、高惠真率众十五万来援。太宗自山而下，引军临之。贼大溃，延寿、惠真皆降。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命中书侍郎许敬宗为文勒石以纪其功。”此时，太宗皇帝志得意满，“驿书报太子，仍与高士廉等书曰：‘朕为将如此，何如？’”(《通鉴》卷一九八)但是，“辽东已秋，接着便是严冽的气候，至九月非班师不可。”当其班师时，“泥潦阻滞，车马不通”，“又遇暴风雪，士卒多有死亡”。台先生云：“如此狼狈，形同败北”。及“至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台先生以为“史家所称道的战士父母的感激语，是否如此，很难说，至少本造像人刘樊氏不会有此种心情，她所要的是活人回家，不是天子哭祭。”
仅存三十七个字迹的一张拓片，引发台先生的感情竟是这般深沉！文章扼要地摘引史书和诗篇，把事实本原叙述得清清楚楚，读来只觉丰满而又质朴，理平意长。此文原载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台北《联合报》副刊，今收在《台静农散文选》中。“选本”共收台先生于一九四六年去台湾后发表的散文小品共四十五篇，除将台湾出版的《龙坡杂文》全部编入外，补收了散见于台湾报刊的一些未入集文字。编者陈子善先生曾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日四川出版的《读书人报》上发表《遗憾和欣喜》一文，谓此书“尽管只有薄薄十五万字，却历时四载”始得编成，足见征集之艰辛。所谓憾且喜者，是因为出书后得到张香山先生寄去《<闲情集>序》，为此编所未及收录，因假《读书人报》先为披露，以俟再版增补。选本中已有《记张雪老》一文，《闲情》即此老旧体诗集。《序》中云：“诗者性情所之，哀乐所寄，往往发乎不能已。若眷还故国，涕泗河山，或惆怅清歌，凄凉子夜，此则先生不能不以诗写其高致，而读先生诗者，亦可想见先生之风概矣。”此意或正是这本《散文选》的读者之所欲道。从陈先生《遗憾和欣喜》文中的记述看来，此编虽然题作“选”，似乎台先生的“暮年诗赋”已经备载于兹，而仅得十五万言，读之惟恐易尽。书中《<龙坡杂文>序》中有句曰：“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楹书未是家”，盈盈一水，<SPS=1707>洄无从，能不掩卷长慨！
为求购此书，凡三往王府并，而终莫能致。无奈，又去托S兄，S兄为转求于J君，始遂所望。J君寄书时有附字云：“这是卖剩的最后一册了！”然则子善先生所望再版增补的心愿，其即可实现乎？
(《台静农散文选》，陈子善编，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年九月第一版，2.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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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