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里的教授杂货铺开张已逾半年。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既不会欢呼或眼红，也没有责难或叹息。如此麻木不仁，很使一些北方来的朋友感觉诧异。
老板固非教授本人，而是教授的老伴。三十年来，教授一直是系里的骨干教师，学问、外语和人品，皆丰口碑。一家曾长期分居，两头挣扎。多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十年前得以团圆。无奈老伴原是民办教师，年纪固不小，身体尤单薄，于是职业难谋。书中本无黄金屋，书中亦乏糊口粮。思虑再三，一家从相对清静的顶层小居，换到路旁的底层套间，打开门窗，做起酱油草纸的生意。杂货铺本小利薄，从清晨开到夜晚，不敢怠慢。老伴独力难支，教授不免染指。更何况蹬车拉货的活，大丈夫当仁不让。好在多年来“老九”早已威风扫地，顾不得斯文二字。
说到这里，如果有人将来发现，所写的老师其实在杂货铺开张前两年才晋升为副教授，料不会责怪笔者代人僭称。倘依名正言顺之理修正，那就既不是教授杂货铺，也不是副教授杂货铺，充其量只能说是副教授的老伴的杂货铺，只是说起来拗口一些。
人们常常抱怨“脑体倒挂”，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从事复杂劳动的人，理应得到较高的收入。此言固善。然而种种议论，常说不到点子上，究其原因，就是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价格机制不甚了然。
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国内许多课本都说，由商品所包含的劳动价值量决定。但是，只要我们发展自己的观察，进行自己的思考，就会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几乎不包含多少劳动价值量的商品，可以由于需求旺盛、供应不足而身价昂贵。凝结了巨大劳动价值量的商品，可以因为背离市场需求而卖不出价钱。作为极端的例子，不妨设想某一天你到香山秋游时检到一颗天然的大钻石。如果现实一点，则可以回忆长春“疯狂的君子兰”热潮中一株花竟然标价十万人民币。大家知道，我国向外商出售了一部分土地的若干年使用权，未开发土地的使用权，也并不包含什么劳动价值。
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的市场价格由商品的市场供求形势或者说供求关系决定。供大于求的商品，价格就会下降；供不应求的商品，价格必然上升。这就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价格机制。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赫胥雷弗的《价格理论与应用》一书(JackHirshleifer： Pri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把这个道理讲得十分明白。美国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大国，赫氏的书是市场机制如何发生作用的理论总结。其实，关于价格机制的这种“供求关系说”，也符合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经验。“物以稀为贵”的说法虽然朴素，却是科学的命题。国内的一些书本，不是从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出发，而是从片面理解的某种经典出发，一定要把劳动价值放在商品价格的基础或轴心的位置，实在没有什么道理。事实上，劳动只是供给方面的一个因素，而供给要与需求相结合才能决定商品的市场价格。谁能举出哪怕一个例子，说明在不受行政命令和指标、批文等非经济力量干预的条件下，供不应求的商品会因为劳动价值量小而降价、供大于求的商品会因为劳动价值量大而涨价呢？
学者比明星清寒，各国大体如此。如果不避视人才为商品之忌，人才的身价也可以从社会供求关系中得到说明。美国人对拳击、垒球等比赛非常狂热，对体操、排球就不那么偏爱。所以，体操王子和重量级拳王，即使他们同是世界冠军，身价也相差很远。同是田径比赛，马拉松跑也掀不起百米赛那样的狂热。谁能说登上体操冠军宝座或打破万米跑世界记录所需付出的劳动，比夺取拳击冠军或百米优胜所需要的会少呢？分明是供求关系左右着行情，劳动价值说却无法说明明星身价的差异。
商品经济并不自发导致按劳分配。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的原理，也左右着人才市场的收入分配。面对商品经济的自发力量，谁能迎合或激起较高的社会需求，谁的身价就高，这就是当前的现实。也许到了接近共产主义的时候，人们都是大公无私的谦谦君子，说不定甚至会接受这样的逻辑：虽然你那枚针很不好使，但它是用铁杵磨出来的，你比别人更辛苦，应当给你更多的报酬。到了那个时候，按劳分配的理想，就有了自然实现的可能。
在美国，大学教授的年薪约数万美元，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的年薪，可高达十几至二十几万。这当然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比起拳王的千万美元、垒球明星的数百万美元，还是相差很远。不过，既然人才的身价由社会的供求关系决定，人们也就容易明白其中的道理。
中国的知识分子素以物美价廉著称。他们体谅国家的困难，不作非分之想。如果说人才的身价由社会供求关系决定的话，中国知识分子之不遇，在于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比“初级阶段”的字面含义更不成熟的社会。
完全竞争的商品经济究竟好不好，国人正纷争未息。市场机制或者说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引导得好，我们就会实现真正的经济起飞。
但是市场力量也有它短视和盲目的一面。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如果同意人才的身价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那么重要的是必须明白：居民的货币选票自然偏爱茶叶蛋而冷落反西格玛超子。政府如果不作引导和调节，结果就会是“干火箭导弹不如卖茶叶蛋”。中国社会是一个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社会。所以，国家更应当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比社会的自发力量高明一些，识货一些，对教育文化科学等关系国家发展后劲的事业，表现出比对茶叶蛋更高的估价。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人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在教育或人才问题上，相应的命题应该是合理的，那就是：国家调控人才市场，人才市场引导公众的价值取向。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对于社会的价值观念，负有历史性的责任。
借用一个时髦的说法，当前一部分知识分子确有一种失落感。诚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陈言早已没有多少人相信，但是，“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却是许多人的心态。既然人家不领情，于是就出来失落感。
失落失落，总不是个办法。笼统地埋怨不公平，也没有多少道理。凭良心讲，除了特权和官倒这类顽疾以外，现在不少方面还算是比较平等的，至少知识分子和个体生意人之间并不是不平等的关系。如果只看进账，有本事你也可以冒着风险去弃文从商，到个体经济的大潮中去比个高低。如果说人才的身价要看社会的供求关系，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待价而沽的商品。穷则穷矣，但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何尝不是一种补偿？心得之喜悦，发现之乐趣，恐怕不是日进百金或纸醉金迷所能代替。长远来说，知识分子的思考，人民大众的经验，终究会表现出改造社会和建设社会的力量。这个进程能够走得稍许快一点，就是我们的愿望。
到那个时候，也许还会有个把“教授杂货铺”，陈列十数枚印章，摆设三五张扇画，亦赏亦售，邀友自乐。如斯，却别有一番情趣，再难求。
一九八九年春
王则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