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论“逢场作戏”
冯锡刚在《传记文学》第三期以《云水茫茫未得珠》为题，记述了郭沫若在“文革”后期的一些经历，作者认为，郭沫若“晚年的悲剧历程”，和他留下的“巨大的文化财富”，是“值得后人研究和探讨”的“两笔遗产”。文中披露的一段关于“歌德”的鲜为人知的谈话：“周扬在郭沫若去世前九天和他有过一次颇有意味的会晤。周扬以‘您是新中国的歌德’颂扬他。他报以微笑，但心情颇为复杂。‘文革’前，郭沫若与自己心爱的弟子有过一次涉及歌德的谈话。大意是：现在，我们两个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你也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歌德最痛苦的，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实现的不是理想。如今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歌德，这实际上是在骂我，在打我的耳光。而我还要谦虚地说：‘我哪比得上歌德’。”
郭志晚年内心的悲哀，是值得注意的。
徐中玉论教条主义
华东师大教授、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徐中玉在《文艺理论研究》第三期撰文，研究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一语。徐中玉认为，“这一申明的针对性中必然包括了学习中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可见作者不但是看到了而且高度重视了马克思主义是存在‘活的’与‘口头上的’之分的。‘口头上的’当然有只说未做的含意，但从原文中与‘活的’含意相对照的是指未能或不能‘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东西来看，那末不能说其中没有别的——例如僵化、已无生命的含意在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消说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但其中对某时某地某种条件下存在问题的一些意见、结论，会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改变或很大改变而减弱甚至不再具有生命，这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早已认为必然会出现的情况，斥责它的教条主义者首先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两篇题目内容相似的文章
外国问题研究者冯昭奎在《方法》杂志上撰文，发表读两篇相似文章的感想。一篇是方生写的《对外开放和利用资本主义》(中国·《人民日报》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一篇是安德鲁·肖特写的《改进资本主义运用一些社会主义》(美国·《纽约时报》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从两文的题目看，一个是“利用资本主义”，一个是“运用一些社会主义”，何其相似乃尔！从两文的内容看，至少有三个相似之处：1、两位作者都认为自己拥护的社会制度(主义)需要改进、改善；2、两文都认为利用对方的“主义”有助于改进、改善自己拥护的“主义”；3、两文都认为利用对方的“主义”，决不至于导致自己拥护的“主义”蜕变为对方的主义。冯昭奎认为，这或许反映了一个事实：利用对方的发展经验，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和平共处条件下相互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而这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要利用的，正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不为某个社会制度‘专有’的，是‘中性’的、共通的东西。”
赵耀东论二十一世纪是经济战争世纪
《<SPS=1256>望》周刊一二五期报道台湾前“经济部长”赵耀东有关两岸经贸合作的一席谈话。他说：“二十一世纪将是经济战争的世纪。经济战争是无情的，它没有前后方，没有区域性，没有时间性。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被外人挤占了生存空间，那种失利比军事战争的失败要惨痛得多。从历史发展和新的世界格局来看，目前正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力争上游、寻求突破的一大契机”，而要“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海峡两岸能否取长补短，互相合作”，如能，产生的力量则“可能会是几何级数”。他认为，目前台湾的“政经连环套，把人套得寸步难行”，必须尽早抛掉，“建立诚信基础”。两岸经济合作可分三步走，进入高层次的合作，“则是台湾以大陆作为经济发展的腹地，大陆以台湾作为经济发展的前锋，彼此运用各自的优势，将大陆庞大的资源及劳力市场，与台湾所熟悉的国际市场贯穿起来。这一目标实现之日，就是全中国大有希望之时。”
高值古董的公开拍卖
据《南方周末》报道，将于十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九二北京国际拍卖会已引起世人瞩目。这种国际拍卖会，是建国四十三年来第一次。拍卖品将按照中国瓷器、金银铜器、珠宝玉器、木器钟表、书画邮品、纺织品、烟壶、汽车分类，共计二千一百八十八件(套)，其中包括一千六百件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商代以来的历代高值古董，有三百余件是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特许出境的年代久远的古董，如商代的青铜器和汉代的陶器。最有价值的古董是清代道光年间的12花神五彩大花瓶，价值五十万元。这次的拍卖品主要是从民间搜集的，相当部份来自北京对外文物交流中心。
此次拍卖会由北京广告公司、北京市拍卖市场、北京对外文物交流中心与荷兰国际贸易咨询公司共同组织。组委会在荷兰设有中国古董及艺术品基金会。特别制作的一本豪华精美、但印数有限的纪念画册，汇集了首次拍卖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二百十八件物品的图片和说明。
文化经纪人问题
四年前，中央和省市文化政府部门就有负责人在报刊上大声疾呼：文化发展需要“会经营，懂艺术，有冒险精神”的人才，“要给这样的人以社会地位”。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市《解放日报》头版消息透露：“政府将鼓励著名艺术家、艺术工作者自己组织集体或个人的表演队，鼓励文化经纪人合法合理地进行文化经纪活动”。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又发表题为《“经纪人法规”应尽快出台》的署名文章。
可是四年过去了。文化经济人依然没有正正当当地出现在舞台上。一九六九年初，曾经不花国家一分钱，成功承办编印了《上海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画册》并为十一位艺术家举办引起广泛瞩目的“最后的晚餐”行为艺术展的张炜，申请成立私人性质的“上海艺术经纪事务所”，有关部门却“不予考虑”。几经周折，他对成为上海第一个文化经纪人已失去信心。张炜曾亲眼目睹许多高层次的艺术家因缺少资金，又无精力去充当集资人和统筹人，无法举办个人作品的演出、展览和拍专题片而痛苦，甚至抱憾离世，因而，他决心为艺术家提供公关服务，选择了经纪人这行。其实，近几年形形色色的文化经纪人一直在活动。《上海文化艺术报》在回首以上往事后再次呼吁道：“用法规的形式鼓励、保护和监督文化经纪活动，不是对国家、对艺术家和经纪人本身都更为有益吗？”
对“主旋律”的困惑
上海《电影时报》六月二十日头版载周伟文，谈及：“主旋律的浪潮一度席卷了整个中国影坛。但导演们对‘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方针的贯彻和实施颇有微词：为什么对主旋律影片的投资一掷千金，而对其它片种的资助微不足道？为什么主旋律影片投放市场可以有“红头文件’的‘保驾护送’，而艺术片在宣传发行中受到相当的冷遇？”
西影导演姚导岗为拍《中国战俘》，剧本十易其稿， 足踏十数个省，自己也在寻访战俘中经受数次肉体和心灵的煎熬。可是六年的心血尽付东流，关键在它“不属主旋律之列”，所以，“二百五十万投资无处着落”。每谈及此，他都痛惜不已。该厂张子恩完成的科幻片《隐身博士》也不属“主旋律”，总投资仅九十万元，“不难想象影片能达到什么样的科幻程度”。而某些主旋律片动辄耗资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相比之下，其它“多样化”题材的导演，“都无法潇洒置之”。
本文在谈到艺术家的另一个困惑：“现实题材创作的雷区难以越过”时说，“中国导演的艺术触觉并不迟钝，也不缺乏洞察现实的能力”，“可当他们试图揭开生活表层时常常发现越贴近现实，受到的压力——一种无形的压力也越大。”一位青年导演以轻松婉转的喜剧风格，巧妙地透视了“三角债”这个特殊的社会层面，结果“在剧作阶段就被迫下马”，“其他人在涉足股票市场、三资企业这些社会注目的热门领域时均是无功而返。”
“伪汉字”艺术之新动向
我国旅居国外的画家徐冰和谷文达曾选择文字作为创作元素，反映文字这种表达意义的工具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命题。今年五六月间，香港艺术中心和台湾汉雅轩画廊联合策划，在香港推出了“文字欲——徐冰与谷文达装置艺术展”。主办者希望：《文字欲》将文字这旧主题重新带回，除了展示他们在国外的艺术创作新路而外，也是对过往创作历程的回应和反思。为找寻新的艺术可能性，徐冰曾用三年时间自篆自刻了两千多个繁体“伪汉字”，按照中国古版线装书的格局，制构成无法释读的“天书”，并在一九八九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展出，命题为《析世鉴——世纪末卷》。这件版画作品在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也使后来新潮美术理论的争论尖锐化。当时，有评论者认为，徐冰使人的思维跳出常规或约定俗成的法则，从而诱发出各种荒谬感，反映了时代普遍的困惑意识。一九九○年末，徐冰应邀前往美国，并创作了《鬼打墙》——拓印长城。他的另一件作品名为《A，B，C，D，E，F，G……》，以“音译”的方法介绍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一反“中西文化融汇结合”的老调，突出了文化接触的尴尬性。
谷文达篆刻水墨作品的画面内容是透过文字传达出来的，强调了文字的绘画性、形态结构和意向表现。一九八七年他获得奖学金去加拿大后，作品更为复杂，并具震憾力。如在The Dangerous Chess Board Leaves the Ground一作中，红色墙上挂了三十件红衣，观者在参观时必要穿上这些红衣，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他的其它一些作品摒弃了物件原有的实际功能，使它们抽离于原本的范畴，不再受到时间的约束。谷文达希望以此探索从前与现在、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今世与永生等关系。(千梓)
对“新潮美术”的一种看法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版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刊载李琦的《为了共同的事业》一文提出，如何评价我国社会主义美术发展的历程，“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是个原则问题，不论辩清楚，难走下一步。尤其是前些年在文艺界产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及其它错误思潮还未得到清理的情况下，论辩尤其需要。”文章强调，“没有争论是不正常的”，而在争论中，“注意力更应当放在前些年出现的错误上。”李琦指出，一九八五——一九八九年，美术界是自由化泛滥的“重灾区”，而一九八九年初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是新潮美术“最精彩的样板”，其代表作《析世鉴——世纪末卷》“一问世就受到特殊优待”，那些赞扬新潮美术的理论家的“心思是要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样下去，最终必然要发展到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吃掉一个，就‘世界大同’了。”文章除举例批评多幅画作创作意图有倾向性的问题外，还点名批评《美术》、《美术研究》《中国美术报》、《中国美术家通讯》、《美术思潮》、《江苏画刊》等报刊为错误言论提供了阵地，批评“我国的一个专门研究美术理论的高层单位”的“一些同志长期在舆论导向上发生错误。”
“看不懂”不等于“不好”
中国摄影家代表团团长杨绍明赴美期间曾透露，他是一九五四年上中学时在父亲杨尚昆的严格要求下学习摄影的。据中新社报导，如今，他的担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对儿子现在所拍摄的一些印象派的照片表示“看不懂”。杨绍明问杨尚昆：“看不懂是不是说不好？”父亲表示：“我不说不好。”
杨绍明用三句极其简单的话概括自己的摄影风格：时政摄影的特殊敏感，纪实摄影的独立品格，人象摄影的崭新表现。他认为，中国的摄影目前正处于冷峻、反思、积极创作的阶段，是在新高潮的起点上。中国的摄影艺术水平与欧美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他说，我们在探求摄影艺术的本身规律，而摄影艺术的本身规律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可以接受的。
华人史研究有待深化
四月下旬在毛里求斯举行的世界华人大会提出：早期中国人移居各国有自由移民及契约华工两种方式，二战后他们多数已认同“主体民族”，融入“主流社会”；近十年来，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华人新移民急剧增加，既为华人社区补充了新鲜血液，也提出了一些新研究课题。华人企业家对加快中国改革的作用及可获得的机会，华人文化人在异质文化相撞相融中如何为促进祖先文化添光彩，中国的民富国强与海外华人生存发展的关系等，均需用崭新的概念、理论、方法进行高层次研究。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黄枝连先生在《华人》月刊六期撰文，论述“跨越另一个世纪的‘华族研究’的开展”时指出，新一代的研究者需要具备二十世纪研究人员普遍缺少的条件，包括：语文的能力，除英文或日文外，至少要掌握研究对象国的民族语文；要有机会到有关国作长时期的考察学习，以累积感性认识和第一手资料；要同国外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避免在中国人的小圈子里用二、三手资料进行分析议论。
据统计，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至少有三千万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生活在那里，百分之八十以上已在近二、三十年加入了所在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美国现有华人总数达一百六十四万，其中十万华人专家学者中有三万多人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的科技人才，占全美十二万世界级人才的四分之一以上。近来有个流传说法颇耐寻思：“美国财富在犹太人口袋里，智慧在华人脑袋里。”(本综)
开发智力的新途径
是否可以通过独立开设思维课的教学途径，增进、改善人的智力？刘电芝在一九九二年第一期《西南师大学报》载文介绍说，“美国、日本等国已在各级学生甚至公职人员中广泛地开展了此类实验与训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最有影响的有：波德诺的学思维教程；弗尔斯坦的工具强化教程；利普曼等人的儿童哲学训练方案。他们一个共同点不在于教授知识，而在于训练思考的一般方法与技能，传授适合于任何课程设计及任何形式的思维。不过，一些批评家指出，由于不与专门知识相结合，虽在日常的生活中有良好的结果，但在知识领域中很难促进学习。鉴于这种原因，直接帮助学生提高学业成绩的科学思维教程与训练也就相继出现。”在编制思维教程的心理学家选择的认知策略中，依据的理论与实践包括了教给新手的专家思维策略以及以哲学观点讲授思维技巧等等。
令人瞩目的东巴文化
东巴是我国纳西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据《中华儿女》海外版介绍被学术界称为“东巴经”的象形文古籍，仅留存至今者就多达一千四百多种，二万多卷，堪称纳西族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它使纳西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如此浩瀚的象形文古籍的民族，因而倍受中外学者重视。写成东巴经，的“东巴文”是一种兼备表意和表音成分的文字，至今尚有人能识读和应用，学者们认为它在人类文字发展史上处于比苏美尔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圣书文字、中美洲的马亚文字和甲骨文字都更原始的阶段。东巴经中用象形文记录的舞谱，被誉为国宝。包括兽舞、飞禽舞、神舞、战争舞等，它不仅是国内民族古文字中至今唯一发现的舞谱，也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的最早舞谱。东巴经中有不少很有研究价值的哲学思想，如人类卵生说、雌雄二元化生万物说、天圆地方、天地空间为五分的宇宙结构观念等，追求人与宇宙同一的观点和对自由的审美意识是东巴文化中十分突出的一个基调。
世界文坛中心正在消散
八十年代末以来，享誉世界文坛的英国作家大有压倒美国作家之势。且不说布莱德伯里、洛奇、拜厄特等英国校园作家驰名大洋两岸，约·福尔斯、安·诺·威尔逊、马丁·艾米斯、米·巴恩斯等英国作家以其创新手法颇受关注；就连那些著名的边缘作家，如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印巴的拉什迪，以及这两年英国布克韦奖的获得者石黑一雄和本·奥克利，均与英国文坛有着亲缘关系。这群英国作家已成为世界文坛的一支生力军，对美国文坛似乎造成了某种压力。
几年前少见的是，在英国受到评论界注意的新作，均在读者众多的美国《时代》周刊或《纽约时报书评》上享受评介之荣。例如，八十年代初成名的英国文坛新秀朱利安·巴恩斯于去年七月出版了他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商讨一下》，经《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介之后，又被《纽约时报书评》再次介绍，两报均给予充分肯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文坛宿将诺曼·梅勒，在其新作《娼妓的鬼魂》出版之际，受到《时代》周刊书评家的直率批评。
本世纪的世界文学经过种种流变，如今在西方流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已经失去了中心与主潮。美国著名作家约·巴斯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尖锐指出，美国青年一代作家语言基础薄弱，难成大器，现在大约便是后果初现吧。但是，在世界文坛走入低谷后，起落较小的英国文坛因其文学传统的久远，又一次显示了她的实力与功底。(慧 辉)
英作家们受到监视
纽约莫罗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娜塔丽·罗宾的《非正统的写作》。该书作者通过对秘密档案的研究，以最新发现的资料，揭露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作家的监视。意大利《共和国报》为此发表了题为《联邦调查局的肮脏战争》的评论，法国五月份的《文学半月刊》译载了这篇文章。作者指出：“在美国这个自称最民主的国家里，民主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战略：你同意我，一切都好说；你不同意我，自由就与你无关。”
作家、诗人娜塔丽·罗宾在书中主要澄清了两个问题：(一)联邦调查局监视作家不自第五任局长胡佛上台后才开始，早在一九一一年就已对有反美嫌疑的埃兹拉·庞德和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约翰·里德进行侦查了。(二)联邦调查局不仅监视左翼“反美”作家，而且监视右翼作家持续至今。秘密档案包括各种报告、文件、备忘录、请愿书、信件、文章、报刊摘要和六千七百万张卡片。档案对被监视人进行了分类，例如《共产党人索引》、《潜在的危险公民索引》(又细分为《煽动者》和《关键的活动分子》两部分)。大部分作家都名列其中，最著名的如约翰·多斯·帕索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尤金·奥尼尔、约翰·斯坦贝克、托·斯·艾略特、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曼等等。参加签名反对越南战争等政治活动的作家自然要受到监视，但也有不少作家仅仅由于作品的内容便被列为怀疑对象，例如描写社会贫困的考德威尔，描写性幻想的亨利·米勒等等。最可笑的是女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她在一九二三年买了一张以到苏联免费旅行一次为中奖报酬的彩票，从此名字便列入秘密档案。这类档案目前仍在使用。(吴岳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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