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得海外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的三本书：《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和《地北天南叙古今》。三本书用一种生动活泼的体裁系统地讲历史，推事及理，有叙有议，虽然文学范式或许此间读者不一定很熟悉，但只要读下去就会尝出兴味来。
所得印象之最要者是书中屡次出现的“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观念。言其是最要者，是因为它涉及指导人们观察历史的一条通路。这是个历史观问题。“大历史”之“大”，自然非关细节，而在于规律。黄先生自己解释就是“用长时间远距离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我想略近于司马迁之“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南宋周密在《齐东野语》自序里记述周密的父亲如何用周氏先人的“手泽数十大帙”来训示周密，说只有周氏家乘不可删，而国史之论异，每多“私意”，因而“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意思是史无信史。这是指某些具体史实和它们的细节而言。近哲冯友兰先生在三十年代写《中国哲学史》时也曾说、晚年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又重说，写出的“历史书”与真正演过的历史永远不可能完全契合。他说的也是指史实以及古来哲学家们的思想。我想，这正是历史研究之所以没有止境的原因；否则，天下有一定本便可了事，何劳没完没了地炒冷饭。殊不知历史并非由人摆布的物件，总时有新资料、新看法冒出来。因此大学要设历史系，研究所也有各种历史研究所；许与史学家皓首穷经，无非此史。
若夫黄仁宇先生之所谓“大者”，却不全是周密和冯先生说的那些意思，当然要重史实，但着重点却放在历史何以如此、而不如彼，即论证“历史的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就像“资本主义”这种怪物，从萌芽到形成，是在西欧的历史长过程中进行的，它是“动态”的，并不是谁先打好了腹稿然后写出来的文章，是先有其物，后得其名的。资本主义肇始于中世纪后，而有“资本主义”之称谓则最早是在十九世纪。世界之所以为现今之世界，中国之所以为现今之中国，都有其“长期合理性”。只能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用不着去做那种“如果”怎么样就可能怎么样的假想。明乎此，也就不致于陷进某些事理(那怕是很重要的事理)的争论中去了，对历史人物之臧否，自只能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多些冷静的分析而少有情感上的好恶。
这里的“大”，黄氏是根据英文的“macro”，非单纯言其包罗面之宽、之大，而更言其纵贯性之深、之远。如中华帝国中央集权及其官僚结构，从秦汉，历经隋唐宋，而及于明清这三个历史阶段，几乎系于一根脉络，它是破除了先秦封建制而建立起来的。这三个阶段的经济财政情况基本上是“内向的”、“非竞争性的”；商业间有繁荣，政策举措间有改动，但都不曾形成突破性的、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进展；即使有王安石新法一类，只因缺乏“低层机构”的支撑而不果行，并非只因政治上反对派作梗之故。欧洲史却不同，文艺复兴作为中世纪的反动，破除了封建社会结构的基础，推动了“分层机构”的建设，商业繁荣引出工业革命，直到成为绵延了好几个世纪的“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所谓三点“技术性格”：“资金广泛的流通”(Wide extension of credit)，“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和“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页32—33)三种“技术性格”合在一起构筑成黄先生书中频频提到的用“数目字”来管理的社会机制。
黄先生提倡“大历史”观念，自有其深层的现实意义在，即着眼于外界对中国之认识和中国对外界之认识。常有这样的事，外界人(特别是西洋人)每每奇怪于中国何以尔尔而不尔尔；中国人也常有对外界的一些事情惑然不解的。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不了解彼此的历史必然性当系重要原因之一。这实际涉及到对世情、国情的了解深度问题。黄氏著书，笔在历史，意在当今，特别要从中国人的立场看历史，以探索近代中国的问题根源，并利于廓清为何和如何把今天的改革推向前进的问题。为此，黄先生以为至少需了解四百年来的世界文明发展历史，若能回溯更早时期则更好：“好像凡有一件重要的事件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互相映证，就取得它在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放宽历史的视界》，页194)“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刚才说过是很要紧的几个字。历史，就是历史，如实看就是了。外界研究中国、或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也该如黄先生所说的，先得看透中国的情况，不便看了些皮毛就率尔用海外标准量来量去。
这四百年，在中国属明清两朝。中国正是在这期间很快地与欧洲拉开了差距。我们时时听到一种说法，现在中国落后了，十六世纪以前可了不起呢。也许是。不过到四百年前的一六○○年前后，实在已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利玛窦等到中国来的时候，至少在徐光启的眼睛里，在泰西水法、几何、兵器、气象、地理等项上，西方是可以为中国之师的。徐光启师事利玛窦等人，用功最勤的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天主教义云云，徐多是用来“补儒易佛”的，虽然他皈依了天主教。以黄先生的表述方式，当西方正向用“数目字”管理国家经济的时候，明清两朝还实行着向“落后”或“低水平”看齐的政策，商业活动远未引出资本的集中和生产力的跃进，相反，封闭式的、非竞争性的、内向的、中央集权的政策，形成了一种长期的惯性。因此，黄先生以为，在这种情形下硬说明代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实乏充足根据。黄先生从《三言》里分析明代经济，没有得出彼时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结论。这使我不禁联想到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即《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了“萌芽”。我自愧谫陋，没有研究，一直是只作为一种小说来看的。
与“大历史”相联系，黄先生十分着力于对欧洲资本主义(以及封建主义)的分析。这里也有学理的和实际的两层意义。我意一向以为，资本主义之产生于欧洲有其深刻的历史内因，简言之有其人文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科学技术的和经济生产的三重密切胶合的意义。或许也就是黄先生所谓西欧资本主义乃是“思想、宗教与法制及经济互相衔接”之产物。(《放》，页105)恩格斯在分析十八世纪的英国状况时早就作出过精辟的剖析。然而，黄仁宇先生特意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技术问题”(或曰“技术性格”)，尽量剔除其“道德问题”(或意识形态因素)。这是黄先生的苦心。今日我们的改革中提倡的引进这些“技术”，包括股份、股票、商品市场之类属于“用数目字”管理的东西，用来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若是一提到“意识形态”，就立即会出现判断问题，至于其是否有用倒丢在一边了；设若陷于“资”、“社”之辩而久久不能自拔，那末，大好时机不免又会放过，到头来只会再次落后一大截。
事实上，不必，也不应把“技术问题”当作成套数的(package)“资本主义”。成套数的“资本主义”是西欧的特产，美国独立战争以前，这宗特产已经传到了美洲，它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地到处移植。中国的“大”历史决定了在中国产生不了欧美式的资本主义。
黄仁宇先生有些话说得是很直截了当的。例如他说，中国要改革，就必须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用，在这种“构成一种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目标之下，一定要考究这种体制带有多少资本主义的色彩，是否够得上称为社会主义，或者是否与共产主义冲突，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大部已属于摩登学究的领域，与实际情形已无具体的关系。”(《放》，页260)这样当然可能招致责难：难道“资”、“社”之分都不要问了<SPS=0966>？黄先生的意见是：“(中国)今后的趋向，无法抄袭西欧和日本，所以今后发展必带着浓厚的集体性，也必有社会主义的性格，在这种不能过左也不能过右的场合之下，如果朝野人士对一时一事作政策上和具体上的争辩，还讲得通，要是劈头劈脑，犹在整个轮廓上以主义为名，坚持我们个人理想上空中楼阁之整齐完美，则为不智。”(《放》，页261)黄先生是用“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历史的，我也是用“大历史”的视角去读他的书，并不拘泥于他对某人、某事、某物的评论，因为仍诚如黄先生说的，仅以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史论，即的确是“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此间经过事迹的背景及发展，已非平常尺度所能衡量，也超过各人的人身经验。”(《资》，页447)我觉得，黄仁宇先生的善意和运笔时的匠心，给人的印象确是十分深刻的。
黄先生用了很多笔墨论证现在通用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说到底都是源于西欧历史的观念，现在用开来，内涵和外延都起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历史学也实在不幸，古史就少有创造概念的习惯，而自从中西文化发生接触以来，西洋的治史法就渐渐影响着中国史学，并且占了主要的位置。记得我青年时(解放初期)初读社会发展史就曾惶惑了好一阵子，小时候读柳宗元《封建论》，明明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又说：“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然而这显然与根据社会发展史写的中国历史对不上号；在这些历史教科书里大多说那该属于“奴隶制社会”，而秦始皇之“废封建、立郡县”才是进入了“封建社会”。我太钻牛角尖了：柳宗元笔下的“封建”本与洋文的“封建主义”(feudalism))，差可比拟，怎么取消了“feudalism”的秦始皇反倒是“feudalism”了呢？读了郭沫若先生的《奴隶制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才恍然觉得问题是可以说圆的：因为这“封建”并非那“封建”。一、二十年后，我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到一个生产很落后而贫穷的生产队去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跟我学过的马克思《资本论》又对不上号了，在火热的斗争中当然不敢说什么，只心里嘀咕了一下就是了，最后懂得了原来“资本主义道路”是可以划得很宽的。到了“文革”时期，又是“社会主义的草”，又是“资本主义的苗”，虽然又一时犯过胡涂，不过醒悟得总不算慢，那仍是政治立场问题，并无关学理上的界定和探讨。“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倒也从中学会了注意“提法”的本领，因为那确实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实质是什么，反而成为次要的了。
黄仁宇先生青壮年时期，军旅匆匆，对政治风云的变幻颇多体验和感触；解甲后潜心治史，尤专明史；数十年来足迹遍海内外，所见者广，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治学才能升东岳而知众山逦迤。黄先生对某些问题的见解在三本书中屡次出现，适足说明他对所关心的问题之刻骨铭心，因而不惮三复斯言。三本书涉及的问题很多，实际上把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从中古到当今梳爬了一遍，我这篇短文只单单拣出一个作为认识论的“大历史”问题来蛇足一番，因为我以为那是三书之眼，其余几乎都是对“大历史”作的注解和发挥。听说，黄先生还将有直接以“大历史”命书名的新作，我深信同已发表的著作一样，都将是对史学的贡献。
一九九二年八月于北京医院
陈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