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谦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是在国外偶然得知的。照理说，我似乎没有资格写追念他的文字。先生毕生致力的逻辑经验论和分析哲学方面的研究，并非我学术兴趣之所在。我既未受业于先生门下，亦未和他有过多次交往，仅在九年前在北大他的寓所里见过他一次。然而，正是这次与他会见和交谈的经历，使我提笔写下至今仍清晰如在眼前的回忆，以此悼念我们尊敬的这位前辈和长者。
一九八三年秋天，和秋风几乎同时刮起一阵对知识界颇为不利的风潮，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我与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去北大拜访这位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前辈。刚一坐定，洪先生就说他要考考我们。在此之前，早就听说洪谦先生对他的学生要求严格，因此不免有些不安，不知他会考什么问题。不料他的问题竟然是：“你们都是学哲学的，请你们说说，谁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个问题似乎过于简单，以至我们并未马上回答，却在猜测他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就在有人试探地说出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名字时，他不等说完，就将他的答案说出，并要我们看看对不对。
他的答案和他的问题一样出乎意料。他说出的第一个名字竟然是爱因斯坦。他说，不错，爱因斯坦主要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他始终对哲学有强烈的兴趣，并且有自己的哲学思想。虽然他的哲学不足称道，但他才是当代真正伟大的哲学家。因为哲学家首先要有非凡的道德勇气和经得起考验的人格力量，要始终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任何时候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并勇敢地维护人类的正义，爱因斯坦在这方面堪称典范。相反，拿这标准来看，海德格尔就算不上伟大的哲学家。尽管他的哲学确实了不起，但他在纳粹当政初期的行为却使他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洪先生进一步指出，应该把“哲学家”和“哲学专家”区分开来，这两者虽只有一字之差，却大有讲究。后者在哲学的专业领域造诣很深，但只是埋头书本，对人类的命运漠不关心。他将与他亦师亦友的卡尔纳普归入这一范畴。而哲学家之所以不同于哲学专家，就在于他不仅能“妙手著文章”，也能“铁肩担道义”，始终以天下苍生为念，并且有足以感召世人的人格力量。像罗素，虽然他的哲学已经过时，但他在九十高龄仍能在美国大使馆前静坐，抗议越战，实在是树立了一代哲学大师的风范。再如萨特，虽然我(先生自称)对他的哲学不以为然，但多少人对诺贝尔奖趋之若鹜，唯独他弃之如敝屣。这种气魄和风骨，称之为伟大哲学家当之无愧。维特根斯坦和斯宾诺莎都是一代哲学宗师，他们的品格也非常人能及。前者不要万贯遗产，却跑到农村去当园丁助理和乡村教师。后者则“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身为磨镜匠，却安贫乐道，学究天人。像这样的人物，都堪称伟大的哲学家。
洪谦先生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两三位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之一。他早年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师从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石里克，深受这一派哲学的影响。在我们与他的交谈中，发现他堪称维也纳学派哲学家的典型。他思路清晰，语言简炼精确，往往不等对方话说完，或对方表达得不够清楚，仍能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并加以有针对性的回答。和这位目光犀利，语词简洁的老人在一起，你几乎立刻可以感受到他身上那种罕见的哲学家气质。然而，我们知道，维也纳学派诸君大都是呆在象牙塔里不问世事的“哲学专家”或“哲学教授”。他们醉心于哲学语言的精确化和分析，以及对科学的说明和描述，价值和道德等问题在他们看来是无法用科学语言来描述和证实的“形而上学”问题，往往置之不顾。当洪谦先生把人格和道德勇气作为评判伟大哲学家的标准时，显然超越了维也纳学派的规范，而显示了一个当代中国哲学家的价值判断：正是这一点，使我感触尤深。
很显然，洪谦先生的这番话，既表露了他自己的价值观念，又蕴含他对后辈的教诲和期待。而这种价值观念与期待，又有着明显的中国背景。按照中国的思统和学统，人格的培养和完善既是学问的出发点也是学问的最终目标。学者的人格应该与其思想学问一致，否则不免世人“伪君子”或“假道学”之讥。洪谦先生秉承了这一传统，对人格的培养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在抗战期间出版的《维也纳学派》一书的前言中，洪先生只字未提在某些别的人可能会大肆渲染一番的他与维也纳学派诸君的交往，却深情地谈起他的老师梁启超和石里克对他人格的影响和培养。正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对民主与科学的坚定信仰，构成了他不同凡俗的人格核心。
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历次运动中，一次次的“洗澡”，使许多人的道德勇气和人格力量丧失殆尽。不少人随波逐流，明哲保身。有的人，甚至是所谓“名流”“大师”，主动违心地贬损自我，以保全自己的名利地位。但洪谦先生却“一蓑风雨任平生”，四十多年来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立场，显示了惊人的道德勇气和人格力量。我们早就听说，他从未写过一篇违心的批判文字，从未屈服于任何压力而否定自己的信仰。他曾坚定地拒绝要他批判马赫。他不像有的人那样，一会儿痛诋自己的老师，一会儿又挟师以自重。他一直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逻辑经验主义者”，即使在我们那时拜访时，他仍这么坦然地告诉我们，全不顾这正是当时要清除的“精神污染”。这样做等于是宣布自己是“异端”，是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的。也正因为如此，洪谦先生无法见重于当世。在众多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家评传之类的书中，很难找到他的名字。然而，在当代中国，比他更有资格称为哲学家的人不会太多。
诚然，逻辑经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早已过时，它的许多基本立场也早已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哲学并不仅仅是思想。哲学家不仅用他的思想，而且也用他的行为来哲学(这里，我把“哲学”一词作动词用)。哲学的根本目标是真理。与别的学科不同，哲学的真理不仅是解释世界的理论知识，而且也是要以一己人生来践履的价值信仰，虽然这后者同样是长期理性思考的结果，同样是理性的行为而非感觉的冲动。人的超越性正体现于此。
从苏格拉底以来，在思想和行为上同时堪称伟大哲学家的人的确不多。许多大哲学家人格上都有可议之处。因此，相比之下，行为能够得上哲学家称号的尤难。这并不是说哲学家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而是说哲学家既然以真理为毕生之追求，就应该有为有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背弃自己的立场和信仰，降低自己的人格尊严。哲学家与神学家一样，他们从事的事业决定了人们对他们的品格有特别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与纳粹合作，人们对卡拉扬轻轻放过而对海德格尔不予原谅。
然而，在当今这个权力崇拜和金钱崇拜盛行的世界，“人格”，“尊严”，“道德”之类的字眼在许多人眼里充其量只有装饰作用，而实际上是人们嘲讽乃至蔑视的对象。权力和金钱既是人格堕落的原因，又是为这种堕落辩护的借口。如果说，以前是屈服于权力，现在则更多地屈服于金钱。人们似乎可以为了钱把一切出卖。然而，洪谦还是洪谦。知识分子的贫困，尤其是教师的贫困已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像洪先生这样的老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在晚年要把他老师石里克亲笔题赠他的书卖掉以维持日常生活，然而先生至死献身学术：无怨无悔。
我想，先生一生所维护的，不仅是他个人的人格，也是整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人必自辱，然后人辱。封建统治者将知识分子与倡优同列，实在值得知识分子深自反省。如果不是屈服于权力的淫威，就是屈服于金钱的诱惑，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何在？又有什么尊严可言！而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思想自由”岂非一句空话！
哲学是自由精神和伟大人格的结晶。如果我们把王国维的三种境界说看成是对自由精神的中国阐释，那么孟子“大丈夫”的三个标准也完全可以用来衡量人格的伟大与否。这其实也正是洪谦先生评判伟大哲学家的标准。挺身维护人类正义，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爱因斯坦和罗素称得上威武不屈；放弃万贯遗产，拒领巨额奖金，不为名利所动，维特根斯坦和萨特可谓富贵不淫。而斯宾诺莎自然可算是贫贱不移了。世上有具有这样人格的人，才能与天地并立而三，才是真正的哲学家。他们的人格与他们的思想一样，将是人类自我更新与完善的宝贵的精神资源。
张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