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从汉代以来始终未断，不过只用于殿试。到清末光绪年间还有。这时内容文字千篇一律。规定不许有空格，所以那些必须提到又必须抬头高一格两格三格的皇帝朝廷等字眼前面二行要刚好写到底不留空白(考卷有行无格)。因此非用固定的四六对句限制字数不可。阅卷的不看内容，因为到殿试时不会有人用违碍字眼了。(“磨勘”的还得看，但后来也流于形式)。看殿试卷只望一眼字迹，所以写字必须极其工整，卷子干干净净。在清代中叶，这种字是中进士点翰林学士的人都会写的，叫作“馆阁体”。从汉代董仲舒起，有的对策也认真提出意见，到后代这是极其稀少的。这种文不会使皇帝和大臣喜欢，所以策论比不上八股文和试帖诗。诗又不如文重要。策论为什么不能认真？怎样作才算好？坏的如上所述只是写字。好的也很简单，作法同八股一样，说中听的废话，可举清初开国时的一道题和文一看就明白了。
顺治六年己丑(一六四九)策问题：
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予自入中原以来，满汉曾无异
视，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抑音语未通，意见偶殊，畛域尚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旧套，予将寄览焉。
这道题可难作了。不比《四书》题可以照朱注敷衍成篇。若是用四六骈体，只堆砌辞藻典故可以含混，又不许。既需“要言”(要言不烦)，还要“可行”(切实可行)。这时离甲申(一六四四)明亡不过五年，南明虽亡，桂王尚在。剃发留辫，限期十天，杀了多少人，强迫汉人从满俗。这时要求满汉一体，怎么办得到？题中只提“文”、“质”和音声言语不同，岂是要领？满汉关系不仅是民族关系，又是官民和军民关系。对策中若一言不合就会出大问题。出题者心思深，答题者心思必须巧，非精通八股神髓者作不到。梁章钜的《制义丛话》引了清初“时文”大家刘子壮(克猷)的“廷对”。刘在当年中了状元，入了翰林，当然是受皇帝赏识的。且看他怎么作此难题，上条陈，提对策。文长不能全录。摘录前半及末尾加点评说。
臣闻：人君致治，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进言，与其文勿宁其质。
这个帽子戴得好，既是八股“破题”，又是两股对偶。妙在就用题中的文字，点出“文”和“质”。既是说我讲直话不拐弯子，不用典故骈体掩饰，响应皇帝提问中的不用“四六”的要求，而且弃汉人所“尚”之“文”，用满人所“尚”之“质”，暗中呈上降表，预示全篇之意是要使汉人服从满人。皇帝看了岂有不喜之理？敷衍题目即顺着皇帝讲，用你的话。这正是八股精神，代圣人讲话，说了半天还是自己一句话没说，把题中的话算作自己的。下文又接得好，是一个路数。
夫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则满汉皆一家也。然朝廷虽无异视，而百姓不能不异也。即满人汉人亦不能不相异也。
这等于八股的“小讲”，是“承、转”。还是没有一句自己的话，只述题而不作。可是再这样下去不行，还得出点实在的，发挥圣人之意。
其所以异视者何也？
替皇帝发问，依对话体。怎么回答？说是汉人一见满人就害怕，又有仗势欺人的，“挟之为重者以相恐”，实际上说的还是汉人。
边防之外，愚懦之民，见一满人则先惊之矣。又有挟之为重者以相恐。其实满人之与汉人未尝不相爱也。处事未尝不明，守法未尝不坚，居身未尝不廉也。而小民预有畏怯之意，虽其极有理之事，常恐不能自直于前，则其势不能以卒(猝)合。而又时当革命(改朝换代，词出于《易经》)之初，民重其生，是以虽有相爱之诚而不敢相信，虽无相凌之意而先以自怯。此百姓之所为异也。
好！满汉相爱而又不能猝然相合，为什么？怪汉人。满人明白事理，又守法，又廉洁，只怪汉人先心里害怕，有理也不敢讲。这些话中一个典故也没有用，入关不久的年轻满族皇帝(事实上是摄政王多尔<SPS=1573>，他即将失势。)是看得懂的，不会误解。这是一股，说汉人。还得对上一股，要再讲讲满人。怎么讲？这要费心思，显才华了。
满人有开创之功，其权不得不重。满人有勤劳之绩，其势不得不隆。汉人虽处尊贵之位，其力固不敢相抗，其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满人)自长者未免轻汉人为善狡，为朋交。其中(汉人)自疑者未免惧满人之多强，之多势。是以有怀而不能相喻，有力而不能自尽也。此满汉之相为异也。
不愧得中状元。这一股说满人打天下不能不有权有势。还是怪汉人不好。不能尽力，只怪你自己。两股一毕，还必须出点主意才行。
今欲去其异而同之。
臣谓：满人尚质，以文辅之。汉人尚文，以质辅之。
完完全全的八股文体，《四书》腔调。就用你的话，不出题之外。问话是当今圣人即皇帝的。用古圣人即孔子的路数来回答就错不了。对方问政。孔子就论政。对方言利。孟子就抓住利字作文章。要当孔孟之徒，必须遵从朱子编注《四书》之道。这也是“述而不作”，最为稳妥。可是空话之外还得有实际办法。怎么“以文辅之”？
其以文辅之者，设满学焉。或于国子监，或于教习庶吉士，使读《四书》以通其理，观《通鉴纲目》以习其事，限为岁月以考之。
《四书》是朱夫子的，不是孔子的礼、乐、诗。《纲目》也是朱夫子编的，不是司马光的原著。还得考试。这是将千百年来汉人行之有效的方法献计献策。这是一股，讲满人。这段文下还有些细节描述，不抄了。
其以质辅之者，凡在官，以实事责之。
这一股的话很多。对汉人一一指出各种官吏，各种百姓，如何考核，考核什么，也不抄了。两股完了，合起来说，仍是八股文体。
如是，则习俗虽不齐，道德同之也。音语虽未通，气类习之也。意见虽偶殊，义理达之也。一文，一质，方将变通古今，转移造物，而何所不化之畛域哉？
归结到题中的原话，“习俗”，“音语”，“意见”，“畛域”。文章作到这里已经够好了。但是中进士点状元有余，要打动皇帝圣心，还得显点本事，提出可行的建议，为皇帝着想。
抑臣所祈者；愿复古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庚虞君臣之论道，取章奏面相议订。谏官仍得于仗下封驳。则上下情通，满汉道合，中外权均，宰相不仅以奉行为职，卿贰不仅以署纸为能，则中心隐微皆可告语，而海荒万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美也。又何远近百姓之风之不可同欤？
好极了。恢复唐虞古制就是说皇帝成为尧舜。天天和大臣见面就是表示皇帝“乾纲独断”，使大臣不敢相欺。章奏要“面相议订”就是在皇帝监督之下。谏官仍得“封驳”就是加上制约。“上下情通”就可以“中外权均”了。“中外”是指朝里朝外，亦即中央和地方。两边权均，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最高大权最后决断必归皇帝一手掌握“一言九鼎”了。作为文章，无论内容形式都深得朱夫子晦庵编《四书》的精神要领。无怪乎这位湖北黄冈的刘状元声名显赫得到皇帝宠幸了。然而他的政绩是什么？没有去查考，也不必去查考。清初十二件大事中好像都没有他。又说是年纪不大就去世了，没来得及。实际上，顺治皇帝也和他一样短命。以后康雍乾三朝不是实现了他的对策吗？若皇帝采纳了，那位献策的臣子就不会掌权了。曾国藩深通“求阙(缺)”之道，所以他在翰林院无所作为，只讲理学，作诗文，一组湘军便显得出众了。现只论文。这篇满清“开国有数文字”确实是好文章。不是八股而又是八股，不是骈文而又是骈文，读一遍是不会吃亏的。但须读原文，是“尚质”的，并不难懂。若只译成白话看，全成了废话。八股对策的神气和意味不免要打折扣了。白话好文章译成古文也不行。
这样的对策或“议对”只能在顺治六年有。因为顺治元年清政府入关。二年大军南下在扬州等地屠城，灭南京明弘光朝，下剃发令，限期十天，汉族男子一律剃长发留辫子。(到太平天国才留长发，故称“长毛”。)这时用的是镇压政策。以后几年，东南、西南明朝的唐王、鲁王、桂王反抗势力不少，还得依靠吴三桂等汉人降将去打汉人。同时清宫廷内部也有变化。到顺治七年，摄政王多尔<SPS=1573>便失势死去。八年，顺治皇帝十三岁亲政，随即宣布多尔<SPS=1573>罪状。所以顺治六年，皇帝十二岁，还是和孝庄皇太后及一部分满洲大臣考虑形势及政策的时候。这篇策问题不知出于什么人之手。也不知是否多尔<SPS=1573>事先同意。总之是适当其时。这样重大政治敏感问题不得皇上旨意谁敢写下来？到康熙削平吴三桂等三藩，雍正兴文字狱，从此再不会有人触及满汉问题了。到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林则徐的同乡朋友梁章钜编写《制义丛话》成书时，可以将这篇对策全文收进去了，八股文这时要第二次让位给策论了。第一次是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论。第二场仍由《四书》出题，但要作论，不用八股体，自然也是遵顺治六年(一六四九)所定的不用四六对句。当时有人还画了八个盲人名“八瞽图”，嘲笑八股。可是到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康熙杀摄政大臣鳌拜的前一年，下诏恢复八股文。八股只停了六年。由此可见，至少在清代，八股和策论的代兴与政治形势及政策多少有关系。单就文体论，两者是一类，可为什么议政的对策胜不过不议政的八股呢？从上面所引的顺治六年的策问题就可以看出来。这种策论实在是题难出，文难作。作得再好，如刘状元的文章，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能暗用也不能明用。闯祸的可能比得宠的可能大得多。反而不如八股脱离实际，和唐朝的应制诗、清朝的试帖诗一样。诗题是“赋得”现成诗句作诗，等于摘《四书》句为题作文。诗限五言八韵，等于文限八股七百字。看这类诗文固定格式，作诗文的人和阅考卷的人都方便，朝廷也比较省心。一切可作计算机式处理。考试本身的作用不过是“取士”。官做得好不好与诗文何干？所以八股行时五百年以上也是不无道理的。
朱晦庵编定《四书》，意又是“对策”，结构也是八股式。《论语》、《孟子》中有八股，也是后来所谓“语录”(就是“论语”)。《大学》、《中庸》里也有八股，也是“语录”。两书对两文。同样，《论》、《孟》相对，《学》、《庸》相对，又各自成两股。《大学》开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朱改作新)民，在止于至善。”《中庸》开篇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是互相以三股对偶的。《大学》排了一个从人心到“天下”(统一帝国)的程序。《中庸》也最后推到最广阔的“天下”(天地)。《中庸》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自“修身”起。对上《大学》的从“格物”到“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八项。《中庸》是文集。《大学》也是文集，经朱子又编又补变成了统一体。《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排列的程序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两两相对，是朱子用以贯串《四书》的纲领。从“修身”到“治人”到“治天下国家”就是晦庵夫子以《四书》作对策的用意，仿佛是八股的“破题”。将他改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通鉴纲目》联系一看会更明白。《纲目》着重的是“正统”。意思是，南宋虽然偏安，还是“正统”，和刘备的蜀汉一样。南朝偏安，也是“正统”，不算北朝。“统”最重要，不论疆域大小，首先得“一统江山”。《四书》所着重的都是一统天下。孔、孟说得明白，《学》、《庸》更看重天下，所以非选拔出来和《论》、《孟》并列不可。朱子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都曾被当时南宋朝廷宣布为邪说，到末期又平反。从蒙族统治的元朝起，历经汉族统治的明朝和满族统治的清朝，他都被尊为继承孔孟的大儒。他的《集注》和《四书》本文一样受到极端尊重。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是这三朝都是一统天下而且眼光甚至势力远达境外，非南宋可比。西汉尊崇《公羊传》的“大一统”，着重的是“尊王”和“攘夷狄”。唐朝又喜欢口气更大的“佛土”、“转轮王”、“大千世界”，眼光直射西域。《四书》中虽有些对“蛮”“夷”不敬之词，但都着重“平天下”、“王道”，还是大统一的皇帝所喜欢听的。因此，朝廷所尊崇的总是儒家孔孟及朱子之“道”，而实用的却是道家的老子、韩非之“道”。一是旗号，一是方策，两相配合。从汉到唐、宋，儒家经典主要是五经。从宋以后，《四书》超过了《五经》。《春秋·公羊传》虽也重“一统”，但又重“攘夷”，“内中国而外夷狄”，所以蒙元满清就不能提倡，要等到清道光以后才能再起“攘夷”了。《四书》讲一统“天下”，对夷狄并不排斥，孔子还有点“一视同仁”，所以稍有忌讳可以从略，视而不见。《四书》若作为一篇对策，很像是朱熹为忽必烈、永乐、乾隆预备的。说不定他在南宋时已隐约见到并盼望天下大势必归一统，不过没想到统一者会不是汉族，正如《四书》没有想到统一天下的是秦始皇一样。
因此，从文“体”说，《四书》是八股之源。从内容意义的对策文“心”说也是八股之祖。这篇八股文之义归于一句破题，中心是三个字“平天下”。《庄子》的《大宗师》，《应帝王》如同对策之题，虚有其名，不如朱子的《四书集注》，无对策之名而有对策之实，合乎帝王统一天下的口味。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