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宋以来，绍兴就是东南一带文风炽盛的地区之一。一般百姓都孜孜以诗书教子，行商坐贾、贩夫走卒也大都能看书识字。及至明清两代，由于人口的增多，绍兴成了一个地狭人稠的地区，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颇像太史公笔下的汉代江南社会，无千金之家，亦无冻饿之人。这种生活环境迫使大批的绍兴人不得不外出谋生，尤其是以砚田笔耕，游幕四方。
绍兴府之所以有很多人选择“师爷”这一行当，主要是因为当地的科举竞争相当激烈。孔乙己之类的读书人，虽然写得一笔好字，也知道“茴”字有“四样写法”，但终于没有“进学”，只好穿着长衫站在曲尺形的大柜台前借酒消愁，用“君子固穷”、“者乎”之类聊以自慰。即使是考中秀才，前景也并非一下子就能豁然开朗。一个绍兴人要考中进士甚至举人，比起其他文风不那么盛的地区来，付出的努力更为艰辛。在这种情况下，困于场屋的绍兴人为数至多。在古代，科举中名落孙山的读书人大多走上充当三家村学究的道路。但乡村私塾教师的待遇是很低的。例如，《醒世姻缘传》里教私塾的束修是每月一两；《儒林外史》第二回讲周进教馆，在乡下教“七长八短几个小孩”，每年的收入才十二两。如此微薄的收入，使他们常年挣扎在贫困线上，饱受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与此相比，充当官府幕宾的待遇则相对要优厚得多，他们的收入通常是前者的数倍至数十倍。(汪辉祖：《佐治药言·自处宜洁》)除了现实经济利益的诱惑外，充当游幕之士，还出于自我心理上的一种慰藉。著名的“绍兴师爷”、萧山人汪辉祖在回忆自己习幕的动机时这样说道：
我们这些人因科举扬名不成，转而寻找职业谋生，只有习幕一途，与读书最为接近，所以从事的很多。(《佐治药言·勿轻令人习幕》)
因此在清代，“绍兴刀笔”与“徽州算盘”(指皖南的徽商会做生意)一样闻名天下，当时有“无绍不成衙”之说。于是，绍兴师爷成了约定俗成的一种称呼。
其实，师爷之所以冠以“绍兴”二字，并不是说绍兴府的八县人人都学幕，也不是说除了绍兴府以外就无人习幕。而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绍兴人从事这项职业，从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师爷非绍兴人莫属。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三十回说：
……绍兴府有一种世袭的产业，叫做作幕。…说也奇怪，那刑名老夫子，没有一个不是绍兴人，因此，他们结成个帮，要不是绍兴人就站不住脚。
另外，“师爷”中的“爷”字，也不是什么人都好称呼的。县令叫县太爷，这是父母官；范进中了举，也才有人忙不迭地喊老爷。那么，游幕之士凭什么也有资格称“爷”呢？原来，清代上自总督、巡抚官署，下至州县衙门，都聘请几位有才识、能干的人才处理行政事务，称为幕友(也叫幕府、幕客、幕宾、幕僚、馆宾、西宾和宾师等)。以州县为例，幕友有五种：一是“刑名”，负责审理、裁决民刑案件；二是“钱谷”，主管征收钱粮赋税，开支各种费用；三是“书记”，负责缮写公私信函；四是“挂号”，负责往来文件的处理；五是“征比”，主管征收田赋的考核。一般说来，地处冲要、事务繁多的州县设幕友十余人，而偏僻的则仅有二、三人。在这五种幕友中，尤其是刑名和钱谷，关系到地方官每年的考成以及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所以地位最尊。州县的长随、胥吏等仆从，尊称他们为“师爷”。
既然有资格称“爷”，那么必有其相应的待遇。首先，幕中数席，有“小席”和“大幕”之别。书记、挂号和征比等是小席，每年的收入不过四、五十金至百金，而刑、钱两席一年的收入常常抵得上上述各席几年的收入(《佐治药言·勿轻令人习幕》)，其中有些人甚至号称“千金大幕”。其次，州县幕友五席之中，书记、挂号和征比，除了由权贵引荐外，刑名和钱粮两席也有资格引荐。
由于刑名和钱粮两席在幕友中地位独尊，所以一般习幕的人都渴望将来能当上师爷。就像现在进大学专业有热门和冷僻之分一样，毕业后找工作也有难易之别。学习刑名、钱粮的往往被官僚衙署争相延揽，而书记、挂号和征比，想找个入幕的地方就不那么容易了。有鉴于此，专门培养幕友的汪辉祖说：
投到门下习幕的人，我一定要先看他的才识，如果不堪造就为刑名和钱粮，那么，四、五月内就叫他改习它业。
汪氏继而指出，充当乡村学究还可以温习功课，以图在科场上东山再起；弃学从商也还有机会发财；而“作幕二字，不知误尽几许才人”。最后，他谆谆教诲说，选择职业千万得先掂量一下自己的轻重：“未成者可改则改，已业者得休便休”(同上)，免得自误平生！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堪造就呢？张廷骧在《赘言十则》中指出：“刑名虽小道，要非才、识、学不可”。显然，这里是套用了唐代刘知几“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具体而言，则有三类：
一是识力俱卓，才品兼优，例案精通，笔墨畅达，这是最上乘的人选。
二是人品谨饬，例案精熟，笔下明顺者，此为其次。
三是人品不苟，例案精熟，而笔墨稍逊者，又在其次。
其中，才识是最主要的。这主要是指幕友要有敏锐的眼光，善于揣摩幕主上司的心理，与其他衙门互通声气，从而达到为幕主排忧解难的目的。如雍正朝河东总督田文镜门下的邬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绍兴名幕。
据说，他曾问田氏说：“公欲为名督抚耶？抑仅为寻常督抚耶？”
田曰“必为名督抚。”
曰：“然则必任我为之，毋掣我肘矣。”
田诘之，则曰：“为公草疏上奏，然不能令公见，疏上而名成矣。”
田文镜许之，结果宠遇日隆。原来，当朝隆科多为雍正之舅，有拥立功，既而骄恣不法，世宗深苦之。邬早窥知上意，故疏上而隆果获罪，田则备受青睐。此后，邬因某事与田龃龉，怫然而去。从此，田文镜的奏疏经常引起龙颜不悦，并多次被严词谴责。不得已，只好重金聘请邬氏归来。当时雍正皇帝也知道邬在田幕，每次请安折至，有时<SPS=1271>批曰：“朕安，邬先生安否？”(徐珂《清稗类钞·幕僚类》)
显然，杰出的绍兴师爷往往能够让幕主如鱼得水，自己也因此身价百倍。
在幕师眼里，其人文理不通、天资愚钝的，似亦不必误入此途。
自己的份量掂过，也下了决心之后，就可以开始习幕的课程。过去学幕，有专门的学识和训练，称为“幕道”或“幕学”。本文介绍的《入幕须知五种》，就是专门阐述幕学的几部著作。撰写者都是乾隆以后的幕学名师，其中有吴江人万维翰的《幕学举要》，萧山人汪辉祖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钱塘人王又槐的《办案要略》，佚名所著的《刑幕要略》，等等。其中，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二书的刊本，在社会上流行最广。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世面上对“绍兴师爷”的迷信程度了。
由于幕友分刑名、钱谷、书记、挂号和征比五种，所以作幕也要学习这五方面的知识。当然，刑名和钱谷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项目。
刑名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明代律、例。什么叫律、例呢？律是法律条文，例是作为判案依据的判例、事例、成案和条例。打个比方说吧，律文像是《本草》之类的医书，而例案则是临症行医的个案记录。个案记录纷繁复杂，治法也各有不同。因此，一个好的医生，既要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又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后者正需要老医师手把手地言传身教。与此相似，学幕师徒之间的传授，主要就是这些办案的技巧。在封建法制系统中，例案的作用往往要超过律文本身。清代很重视“例”，乾隆以后条例每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但律文却很少变更。由于律文既成具文，不能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例就变得越来越多。或一事专设一例，或一省设一例，或因此例而生彼例，经常相互歧异。这就给不肖的师爷以上下其手的可乘之机。记得前不久电视上播放的连续剧《戏说乾隆》，虽是“满纸荒唐言”，但有一句台词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乾隆皇帝粘粘乎乎的女侠沈芳四处寻找仇人，为冤死的父亲报仇。当屏幕上两人缱绻缠绵、难舍难分之际，面对着姑娘的哭诉，充当骑士的乾隆(也就是那位“四爷”)对于朗朗乾坤下官府的黑幕显然有点震惊，他大惑不解地问：“有大清律法在？”这话问得好！不过，皇帝老子自然有所不知(果真不知？)，律法是死的，例案却是活的。《官场现形记》第二回说：“州、县虽是亲民之官，毕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要仰仗师爷……”州、县官僚既要仰仗师爷，那么，判案的轻重全看刑名老夫子握着的那把笔刀。比如说对奸情案的判处吧，根据清代师爷们的描述，奸案主要有“和奸”和“强奸”之别。所谓“和奸”是指奸夫、淫妇两人苟合成奸，大致相当于今天人们所说的“通奸”；而“强奸”必须有强暴之状、妇人不能挣脱，又须有旁证并且损伤肤体和毁裂衣服等情节。强奸可判处绞刑，和奸则判罪要轻得多。另外，介于此两者之间，还有所谓的“强合以和成”，亦即受害者先是遭受施暴者的强行威胁，继而半推半就，成其桑间濮上之事。遇到这种情形，也当作通奸论处。王又槐在《办案要略》中曾列举了这样一个例案：
白日图奸，多在孤村旷野，邂逅相遇，淫念顿起，其事多系一人。十五岁以下之幼女，或可强合；十六岁以上之少妇难成。但妇女孤行无伴，多非贞节，其奸后泄露者，非因许给资财，被其诈骗，即思恐吓讹诈，讳和为强也。
这很让人联想起许多师爷的同乡、未庄人阿Q的那句名言：“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运用这种“诛心”的手法，单单是推究受害者的居心蓄意如何，不是就可以得出“和奸”的结论么？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幕学心法”。
当然，我上面讲的是不肖的师爷。本文一开头所说的“搞来搞去，终是小人”的形象，也就渊源于此(这是“小人”的第一层涵义)。其实，正直的游幕之士是非常注重操守的。以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故乡余姚县为例，不仅是士大夫官僚都以名节相尚，而且，当地越是贫寒的人越是傲亢自矜，具有一种特立独行的气节。这体现在学幕的课程中，就有一个很主要的方面，即品德修养的学习。幕师谆谆教诲初涉此道者，为人处世要刚正不阿，对幕主要“居宾师之位”。(张廷骧《赘言十则》)什么叫“居宾师之位”呢？就是要做幕主的良师益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要屈从幕主，唯命是从。因此要求做到三点：尽心，尽言，不合则去。所谓尽心、尽言，指的是如遇地方有利当兴，有弊当革，刑罚不平，催征太急，弭盗救荒，劝学除暴等，都须忠告幕主。所谓不合则去，是因为幕主的官禄是百姓的民脂民膏，而师爷的束<SPS=1444>也正出自官禄，因此也是民脂民膏。如果对不肖幕主不加劝谏，任其为非作歹，自然对不起黎民百姓。而直言相劝，又难免不触怒幕主，引起主、宾失和。一旦出现这种“礼貌衰，论议忤”的情形，正直的师爷们就会拂袖而去，决不会为五斗米折腰。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绍兴师爷箱子里总放着回家的盘缠”，这大概可称得上是绍兴师爷的气节吧！
除了刑名老夫子以外，钱谷师爷也是相当重要的。台湾作家高阳曾指出：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如衙门书办、地方官绅、讼棍和过往漕船等(《胡雪岩》)。这话一点不错，只是打起算盘来，钱谷师爷的水平恐怕也不亚于徽州商人。《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一回说过：“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什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诸如此类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易的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遂成为例。所以州、县帐房一席，竟非有绝大才干不能胜任”。在李伯元笔下，晚清时期的钱谷师爷一般都是由州、县官员的亲属充任。
此外，其他的小席也不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最突出的是他们与刑、钱师爷共同创造的“江山千古长流水”的分类法，即将汉字按“江”、“山”、“千”、“古”四字的第一笔，点、直、横、撇分四部，较部首分类简便得多，容易检查。他们的笔记标题、案牍索引，各种簿册都按这样分类。应该说，这是中国档案管理史上一个不小的创举。
除了幕府师爷外，各地衙门中的胥吏，绍兴人也相当之多。在世人的心目中，广义的“师爷”也包括这批人。他们也同样是凭藉一张苦嘴和一把笔刀谋生的绍兴人，只是较之一般的幕友地位更为低下，所以“小人”的第二层涵义就指这些人。尤其是在北京的刀笔吏最为有名，对此，晚明时期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曾指出：
绍兴、金华二府，人多壮游于外，如绍兴府的山阴、会稽、余姚三县，因生齿繁多，本地的住宅、田地连一半的人口都养活不了，其中灵巧、敏捷的绍兴人到北京充当胥吏。从中央政府的九卿官署到一些清水衙门的胥吏，无非越人；其次是充当商贾。因此，当时在北京西南一隅，上述三县的人鳞次栉比。(《广志绎》)
由此可见，因地瘠人稠，曾使许多绍兴人不得不呼朋引类地外出谋生。及至晚明和清代，如此众多的绍兴人背井离乡，以致绍兴师爷和胥吏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那些服务于中央政府各机构的人们，常常选择在邻近北京的京县——宛平和大兴久居，以便其职业能代代相传。清代宛平和大兴两京县，共出了六百九十一名进士，仅次于杭州府的仁和和钱塘二县，位居全国科甲鼎盛的地区之列。据研究，该两京县的许多进士，都是绍兴人的后裔。以清初至十八世纪末叶为例，从一六四四年到一七八四年，绍兴府出的进士总共有二百六十六名，其中就有五十七名注籍于大兴和宛平二县。
至于说迁居京畿一带充当胥吏的绍兴人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不过，晚清时期曾有人估计说，当时京师城内人口约六十余万，其中官僚有二十余万，他们的眷属、仆役连同胥吏等，总共也多达二、三十万(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其中，中央六部中以户部书吏为数最多(达千余名之众)。他们主管着各省每年的款项核销，如数十万到上百万的军费报销。户部胥吏常常借故拖延，有时报销一案，需时数年之久，必须预先打通关节，用于打点的费用有的甚至可达数十万。所以户部书吏之富，可埒王侯，当时有“阔书办”之称。除了户部以外，吏部、兵部胥吏的人数虽然少于户部，但也有不少油水。由于文、武官员升迁，都要到两部申请，书吏因官缺的肥瘠索取贿赂，关节不到，不是驳斥，就是耽搁。所以外官得缺，必须到吏部打点。工部尽管平时是清水衙门，但一遇有大工程，书吏常能牟取暴利。故而工部书吏多是好事之徒，就像棺材铺老板希望瘟疫流行一样。礼部一向以“穷署”著称，不过每逢会试，或皇室大婚、国丧之年，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仍乐此不疲。刑部书吏则私下里总是眼巴巴地盼着外省每年都有大案发生，以便藉此敲诈勒索。由于油水很足，六部胥吏大多席丰履厚，起居服饰相当奢侈。对此，光绪时人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俗尚》中曾指出：
都中土著，在士族工商而外皆食于官者，曰书吏，世代相袭，以长子孙。其原贯以浙绍人为多，率拥厚资，起居甚侈，夏必凉棚，院必列磁缸以养文鱼，排巨盆栽石榴，无子弟者亦必延一西席，以示阔绰。讥者为之联曰：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其习然也。
凉棚、磁缸、文鱼、石榴，营造出典型的江南民居氛围。当时，尽管离明代迁都北京已数百年，但南北风俗文化的畛域仍未能完全消失。不仅北方人看不惯浙绍一带的先生、肥狗和胖丫头；而且，南方人也时常嘲讽北方人的行为举止。举个例子来说吧，一般说来，曲中诸姬往往能开风气之先，她们的生活方式常代表着一地的时尚所趋。然而，对于阅尽“秦淮风月广陵春”的江南人看来，“京师妇人”虽然自明代就相当有名，但曲巷幽闺简直令人不堪。《长安客话》卷二有一首《嘲北地巷曲》这样写道：
门前一阵车马过，灰扬。那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
绵袄绵裙绵裤子，膀胀。那里有佳人夜试薄罗裳？
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脏。那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
开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里有春风一曲杜韦娘？
开筵空吃烧刀子，难当。那里有兰陵美酒郁金香？
头上鬏髻高尺二，蛮娘。那里有高髻云鬟宫样妆？
行云行雨在何方？土炕。那里有鸳鸯夜宿销金帐？
五钱一两等头昂，便忘。那里有嫁得刘郎胜阮郎？
当然，这里强调南北风俗习惯的不同，并不否认大批移民的进入对于京师风俗的影响。事实上，纷至沓来的浙东一带的绍兴和宁波人，就给京师带来了一股强劲的“南风”。道光时人梁章钜就曾指出，当时有“绍兴三通行”之说，即绍兴师爷、绍兴口音和绍兴酒。
在梁氏笔下，绍兴师爷虽然并不是个个都身怀绝技，但当时却横行各省，“恰似真有秘传”。(《浪迹续谈》第四卷)而绍兴口音实系南蛮<SPS=1024>舌，居然远近通行，绍兴师爷都不肯改习官话，而以操土音为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这种情形与时下广东大款四出、粤语横行天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绍兴乡音的流行，可能自晚明就已经开始。万历时人沈德符曾指出，明代自宣德年间以后，严禁官妓，京中缙绅百无聊赖，于是小唱盛行。所谓“小唱”，是指在缙绅宴席上侑酒主觞的姣童。小唱有南、北之分，充当者北派有山东临清、河南开封、河北真定、保定各地的儿童，南派则主要是绍兴人和宁波人。在京师娱乐圈中，南派显然占了上风。因此，虽然是北派小唱，“必伪称浙人”。
除了浙东乡音的流行外，绍兴酒也风靡一时。山阴、会稽一带水质极好，最利于酿造佳酒，所以绍兴酒很早就见诸载籍，南朝梁元帝《金楼子》中就有“山阴甜酒”的记载。及至晚明，随着绍兴人的大批外出，绍兴老酒也开始大量生产。但直到清初，中国酒坛上仍是苏州三白的天下。不过，由于此后绍兴师爷在各地衙门幕府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到康熙以后，绍兴酒开始大盛于世。著名诗人袁牧在《随园食单》里就指出：“今海内动行绍兴”。到了清朝嘉庆、道光之后，绍兴酒更是风行海内，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地的绍兴酒酿坊，曾达二千余家，年产达六万多吨。迄至今日，在江浙一带绍兴酒仍然受到许多人的青睐，“鉴湖”、“沈永和”、“会稽山”、“古越龙山”……，无不散发着诱人的香醇……
入夜，窗外雨声淅沥，枯坐灯下，一盅略带温意的花雕在握，信手翻阅案头泛黄的《入幕须知五种》。不知当年远离故土、寒夜孤灯下舞文弄墨的师爷们是否也有这份闲适？
一九九三年暮春于复旦园
(《入幕须知五种》，张廷骧编，光绪十八年浙江书局刻本；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七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
王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