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撰写的《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是李锐最早一部研究毛泽东的书。当时曾在《中国青年》连载，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结集出版后，更是一时洛阳纸贵。余生也晚，到了能读懂此书的年龄，已经是文坛寂寥、书界冷清，造神运动如火如茶的岁月了。某种偶然的机缘，得以一览此书，遂留下至今难忘的深刻印象。现在想来，大概是由于当时神坛之上的耀眼金身与凡人时期的日常小照之间的巨大反差，强烈地作用于大脑皮层所致吧。但不论怎样，都使我从书中惊奇地发现，当时正在批判的某些主义，毛主席年轻时都涉猎甚至相信过。尤其被批得一无是处的传统文化(当时笼统称之曰“四旧”)，在塑造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时，竟起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许是受到作者独立思考文风的影响吧，在我幼稚的头脑中，还朦朦胧胧出现过一些新奇的想法：伟大领袖是否正在运用晚年获得的至高无尚的权威，按照其早年改造人类的伟大梦想，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试验，重复一次中国式的人性的证明。果真如此的话，则其情可敬可佩，其事可悯可哀！最近，读了李锐所著《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后，掩卷沉思，如此文章如此情，非得天独厚的李锐同志，天下无人有此手笔。我这里借用得天独厚四字，实乃一语数关：既指其良好的先天禀赋和后天修养，亦指其曾有幸得毛泽东耳提面命，一瞻天颜，参预天机，且不畏天威，甘冒天险，虽身居天庭而心系天下！李锐得于天者大矣哉！故化而为文，意旨深远，声情并茂。更有天意之巧，毛泽东与李锐皆为湖南人，近代湘学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地域人文环境造就的相近的文人气质，使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大大缩小，从而创造出一个最佳的研究境界。
　　当然，寻绎一个人从早年至晚年的心理发展轨迹，是一项繁复玄妙往往事倍功半的事。李锐在这方面另辟蹊径。他根据毛泽东独特的文化性格，从追溯毛泽东早年思想经历入手，重点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一生的思想、行为产生的巨大影响，剖析在其晚年形成具有毛泽东特色的“左”的错误中所起到的深层次的作用。如作者从东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认为毛泽东崇尚我国的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因此，作者认为，“不论是‘显形’的官修典籍或‘隐形’的民间传说，都是铸造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原料。”接着，作者又分析了传统文化的双重效应：从正效应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不仅是用中国文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而且用中国文化“翻译”马克思的思想，使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其危险的一面，“即在这种利用、类比之中，容易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一起继承下来。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副作用。”
　　当然，把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完全归因于传统文化，难免以偏概全之失。如果我们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尽管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但我们的弊端和他们的积弊，毛泽东的错误和斯大林的某些做法，有着某种本质的、规律性的惊人相似之处。为什么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犯‘左’的错误呢，这中间是否隐藏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是否在我们的经典著作中，或者是列宁在将经典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就已埋下了导致这种错误的根源。闻一和叶书宗在《布哈林传》一书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从个人意识上说，列宁是倾向民主的；从体制上说，列宁是倾向集权和专制的，列宁几乎经常处于这种矛盾之中。列宁尽管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然仅仅是尖刻的诅咒而已，没有提出一条有效的实际办法。当然，以列宁深思明辩的理论功底和俄国文化的传统，他不会采取“文革”的方式，但以列宁的个性和其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如果天假以年，他对自己创建的新型国家组织中的种种弊端，肯定会寻找一个俄国式的解决尝试。有时，我想，即使毛泽东不在晚年把“左”的错误推向极至，我们的“左”病也不会不治而愈。在一定的体制下，谁当家，都很难不“左”，仅五十步百步之别耳。记得前几年读作者的《庐山会议实录》，读到毛泽东当年让聂、叶二帅劝说彭总的话，马上使我联想到斯大林等当年劝说布哈林的语言，我深深地惊恐于历史如此地相似之处。因此，透过文化层面，李锐同志深刻地剖析了形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社会经济和体制上的原因，其总结出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正在率领人民从事改革开放大业的共产党人来说，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换脑良方，防“左”通鉴！
　　当然，直到今天，我却毫不怀疑毛泽东晚年造成巨大错误的动机是善良的。然而哲人们冷眼旁观却比我们更早地发现了这样残酷的真理：
　　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善复为妖。
　　　
　　(《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李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版，6.80元)
　　品书录
　　刘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