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记者和教授保尔·约翰逊一马当先，在五年前出版了《知识分子的弥天大谎》一书。他仔细研究了某些作家和哲学家的作品，然后核对他们逐日的记事本，调查他们在治家、交友、经济以至性生活方面是否忠实可靠，也就是把他们公诸于众的道德观念和他们私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加以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卢梭是“不称职的父亲”，萨特是“鼓吹夫妇各有自由、坦率相待的理论家，其实是个不坦率的伴侣”，易卜生是“自私的愤世嫉俗者”等等，总之知识分子不可信任。虽然他在书里回避了不说谎、不虚构的人不会成为作家，只会成为公证人这个前提，但是他的大作毕竟产生了影响。从此以后，各种败坏作家声誉的传记便接连出版，而且日益畅销。
达芬妮·杜穆里埃是创作过《吕蓓卡》、《牙买加旅店》等著名小说的英国女作家。她从来都不相信传记作者，一向同他们保持距离，拒绝和他们合作。不料一九八九年她刚刚去世，一下子便冒出六七个人来写她的传记。其中速度最快的是玛格丽特·福斯特，她在传记中宣称杜穆里埃是个同性恋者，并有足够的证据：杜穆里埃从小就打扮成男孩，在法国学习期间搞过各种所能想象得出的同性恋，并且热恋其出版商的妻子，与一位女喜剧演员长期同居等等。福斯特的调查是如此详细，照例说该使其他几位传记作者望而却步了。然而强中自有强中手，另一位作者更进一步，发现了这位女小说家和她的父亲有着“精神上的”乱伦关系。
英国最杰出的诗人菲利普·拉金也未能逃过厄运。他的传记作者安德鲁·莫森在详细叙述他为艺术贡献一生的同时，揭露他是种族主义者、到处搜罗情妇、迷恋淫书淫画……两年前去世的格雷厄姆·格林为了防患于未然，生前帮了他的传记作者诺曼·谢利不少忙，谢利则保证对他的感情生活不置一词。为了保险起见，格林甚至要向一个居心叵测的传记作者提出起诉。可惜的是他刚去世，一切保证和诺言都化为泡影，报刊上立即披露了他和美国女子凯瑟琳·沃尔斯顿的私情。他们的关系保持了十二年之久，他正是在这个时期写出了《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沉静的美国人》。读者也知道了他为什么要把一部描写通奸的小说《私情的结局》题献给“C”：这个“C”就是凯瑟琳。
作家们对这种局面自然不能坐视。最近约翰·勒卡雷获悉小布朗出版社将要出版他的传记，便派出律师去见传记作者和出版商，迫使他们取消了这一计划。勒卡雷的成功不仅使作家们懂得了可以把这类传记扼杀于萌芽状态，而且也使批评家们受到鼓励，开始大张旗鼓地追究传记作者的责任。当然他们决不是反对任何有关作家私生活的评论，而是担心此风一长会降低传记这种文学体裁的水平和质量，从而可能失去读者的信任。
法国的传记作者们一向比较谨慎。让·拉古居尔在一九八○年写了一本出色的《莫里亚克传》，但是为了不使他的朋友、莫里亚克的儿子克洛德·莫里亚克感到难堪，他对莫里亚克的同性恋避而不谈。作家们也同样如此。菲力普·苏波对他的传记作者贝尔纳·莫尔利诺说：“您看了刚出版的安德烈·布勒东的传记吗？全是睡觉、色情，真叫人讨厌……”，因此莫尔利诺当然该知道怎么写苏波的传记了。米歇尔·德翁看了皮埃尔·西普里奥如实撰写的蒙泰朗传之后大为恼火，说：“作家难道无权拥有自己的秘密，拥有不让冒失鬼们看到的私生活的角落？这个角落是他的花园，保存着他的从最奇特到最幼稚的悔恨、快乐、幻觉或梦想。我要求有对闯入我花园的人关上大门的权利。”西蒙娜·德·波伏瓦素以开放著称，支持美国女记者丹德尔·拜尔为她写一本“客观的传记”，然而当记者连珠炮似地提出一连串非常明确的问题，例如问及她的每一个情人、同性恋女伴、以及更年期是否影响她的作品时，她也不免惊得目瞪口呆。
由于传播媒介都以精神分析学为时髦，加上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透明度，使英国的传记之风在不久前吹进了法国，现在似乎不深入调查作家的家庭、不揭露其隐私便谈不上写作家传记了。作家们越是对自己的私生活讳莫如深，或者作家去世后他的家属越是要维护他的声誉，传记作者们就越是想弄个水落石出，这都是人之常情。因此在目前的法国，传记作者和作家及其家人之间出现了一种僵局。正如一位杰出的作家不久前承认的那样：“您要写我的传记？连想都别想！因为女人是我一生的关键，如果写出来，我的私生活会使人难以忍受，如果不写出来，又会漏掉了我一生中最主要的东西。所以请您帮帮忙，为了您也为了我，还是不写为好。”
其实只要不是出于不健康的趣味或可疑的动机，研究作家的私生活对于理解他的作品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不过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作家的真实形象首先是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