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一九一九年在《每周评论》第24号上发表了题为《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文章，指出：“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他还写道，科学的应用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一般愚暗的人都说是异端邪教。看待那些应用科学的发明的人，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一样生存、而且比我们进化的人类同胞，却说他们是“鬼子”，是“夷狄”。这种愚暗无知的结果，竟造出一场义和拳的大祸。李大钊以这个“近例”，证明了他所说的不是知识思想危险，而是愚暗无知危险。
在文章的最后李大钊指出：“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
两位东西方共产党人的观点完全是一致的。思想自由，既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克思则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他们所说的自由，当然是包括思想自由在内的。时间已近二十世纪末，在我们这里，有些自称是信奉共产主义的人，竟仍然把思想自由当作“洪水猛兽”，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这是令人大可心寒的事！假若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要想建设一个高度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将是绝对不可能的。
说《读书》
王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