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张东荪是谁”对我也真是个问题。从我拥有他译的那本《柏拉图五大对话集》起，这个问题便出现了。但在七十年代初的中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能找到答案的问题。即使十年后，当我进入大学开始正规哲学生涯时，这个问题的答案仍不好找。在极少几本提到他名字的书上，对其人其思想都讲得极少，却都旗帜鲜明地沿用陈伯达等三十年代就加给他的罪名。图书馆里也几乎找不到他的任何著作。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变为“此人究竟是否是哲学家”。因为这时已经知道此人好谈政治，又曾在北平和平谈判中为双方牵线搭桥，给人一个以哲学为职业的策士型人物的印象。因此，相当一段时间不知他究竟应归在孔孟门下，还是苏张一路。
据认识他，并与他有些交往的张中行先生回忆，张东荪的确是“不忘朝市”。不过说话极有分寸的张先生又说，“不忘朝市”可褒可贬。褒是有事业心；贬是指不甘寂寞，不过既然中行先生是由孔融而联想到张东荪，那他的“不忘朝市”大概不是为了锦衣玉食。张东荪 的女公子除了告诉我他们的父女关系，并似乎不经意地问了那个问题外，再未和我说任何关于她父亲的事。我也很奇怪并后悔当时没有问问有关张先生的种种生平往事，只是从中行先生的描写中知道他是一个“罗素式的哲学家”，是“老牌的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至于这位哲学家所思为何，这位自由主义者说过些什么，中行先生就三缄其口了。生前坚持说话的权利，又终因言论而沉默的张东荪，身后真寂寞得可以了。
但权力虽然可以制造历史，却无法消除记忆的愿望。文本一旦透过厚积的尘封重新说话，模糊的形象将会变得清晰。我终于知道了张东荪是谁。
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十六岁时读《大乘起信论》和《楞严经》竟至手舞足蹈，从此和哲学结下不解之缘。但他并未像同时代的许多同行那样，曾负笈西洋，专攻哲学。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最初投身新闻界，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名主笔，并办过《改造》杂志。后来才正式下海成为职业哲学教授。但他很早就从事译介古今西方哲学，除了《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外，还译过柏格森的《创化论》和《物质与记忆》。写过不少论述西方哲学各流派的文章，随着思想日趋成熟，开始转而论述自己的哲学。最初兴趣在认识论上，抗战后则逐渐转到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上。他不像许多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那样，多少受他们求学时的西方哲学某一流派的影响，如金岳霖和冯友兰之与新实在论；胡适之与实用主义；张君励之与生命哲学；而是博采众说，却无明显的师承与家法。他不仅对西方哲学，而且对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涉猎极广，对西方学术的最新发展始终保持密切注意和相当了解。这在他的同时代人中亦不多见。他的著作间或不符学院规范，观点和方法也不无可议之处，但无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还是对中国哲学的阐释，张东荪的工作在同时代人中都是一流的。他的不少洞见道人之未道，至今仍有哲学的，而不只是哲学史的意义。
张东荪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中有些人喜欢费尽苦心建立一个体系。大凡构筑体系的欲望后面都有个可能自觉，也可能并非自觉的情结，就是希望能穷尽真理。正是这个情结使得任何体系都有不同程度的独断(教条)因素。黑格尔把体系哲学推向高峰，也使上述弊病暴露无遗。因此，黑格尔之后，体系哲学在西方日趋式微，到本世纪，更是再三而竭了。但在近代中国，第一批受过西方哲学教育的人中却很有些人热衷此道。但这些体系现在除了作为哲学史的资料外，本身已无法引起人们的哲学兴趣。原因在于，它们既不能启思，又不能去蔽，当然也无法激起人们理智的热情和兴趣。
张东荪从哲学史的研究中发现，哲学体系愈伟大严密，则必有后继为难的情形。像黑格尔的体系无所不包，结果反使哲学没有进步。鉴于此，他把哲学分为建设性和批评性两种。建设性哲学志在建立体系。而批评性哲学自己虽不建立体系，却也不反对建立体系。但哲学体系的产生有它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文化阶段，其文化本身已经发展到了各方面比较满足的时候，伟大严密的体系才可应运而生。在一个文化自身尚在激变的时代，不容易有系统的哲学出现。勉强创造，在文化之流中恐不能经久。张东荪还认为，从中国哲学以往的情况看，也是太偏重于建设性哲学，往往不为后来的学术发展留有余地。
基于此种认识，张东荪自己采取批评性哲学的立场。这种哲学主要的工作是“解蔽”。“自然科学的基本假定有蔽，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亦有蔽；政治上各种理论更是有蔽，倘能从哲学上作相当的解蔽工作，则造福当不在小。”采取批评性哲学的立场，张东荪还有深一层的考虑，即理智之可贵不在其有所建立，而在其有所揭破，即所谓抉藩篱是也。科学不能仅理解为技术，而是代表人类的解放精神。哲学则代表人类的理想。“我们所应努力的只是使科学当作一个永不熄灭的灯火，用以代表这个人生一刻不能停止的解放精神，同时哲学当作一个永不枯干的油碗，用以供给这个灯丝，使其永远放光”。通过科学来解蔽去惑，通过形而上学来建立与坚持理想，二者结合，文化乃生。可惜近代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有缺失，但张东荪在这两方面都尽到了一个哲学家的本份。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东荪不仅用他的思想来解蔽去惑，也用他的行为来坚持理想。他是中国哲学界唯一一个在抗日圣战中被日本宪兵抓去坐牢判刑的。在狱中他受尽引诱和苦刑，然终临难不苟，威武不屈，宁可坐牢，不受伪职。并在狱中构思了他的重要著作《思想与社会》的主要框架和内容，体现了一个中国哲学家的精神勇气和人格力量。
张东荪曾把中国近代以来的问题归因于士阶级之腐烂。“只知苟且；只知规避责任；只知迎合意旨；只知从中取利；只知说假话；只知在夹缝中讨生活。”他认为士阶级之腐烂原于久已把孔子所赋予的使命丧失了。本来，孔子虽未像苏格拉底那样明确提出“知识即道德”，但这二者在他那里亦是不可分的。凡是在道德上体会得善的人亦同时在知识上窥见得真。中西哲人向来都认为知识阶级在负推进知识之使命外兼负有维持道德，提高品格之使命。人文科学正集中体现了这双重使命。因此，张东荪推崇的是清末民初写下“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和“十年以后当思我”这样豪情万丈诗句的那些人。他认为那些学者是真有热情，有理想，有昂首天外的气概，有洁白高尚心胸的。中国古人讲究“修辞立其诚”，有思想著之于文字，无不是出于本心，在张东荪看来，“出卖理智的良心比什么都可耻”。“学者说话应纯从心坎流出，此即是言论之真诚性。”他以为唯有人能说自己的话方能有学问。“所谓说自己的话就是自己觉得非如此说不可。这是由于自己对真理有切实感，因对真理愈切实，则对于言论便愈尊严。于是觉得侮蔑言论等于自坠人格。所以读书人之人格就看其对本人的言论自己有无尊严的保持。凡甘为人作啦啦队的都是自己愿意把他的言论作物品(商品)来出卖，我以为非矫正此风不会有学问，不会使文化有进步。”
这段他在日本人监狱中思虑再三的话也许卑之无甚高论，但他却是真正能按自己的思想来生活。仅此一点，已足可称道。毕竟，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践履和力行是区分道学真假的标准。说自己想说的话，不为任何东西出卖学者的智慧和良心，坚持真理，死生以之，这些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起码的职业道德和人格要求，有人可以知而不顾，有人却能死守善道。像张东荪这样言行一致，认真地思想和生活的人也许的确不多。人们更容易欣赏苦雨斋世界中的“神韵”，讲究一个“玩”字。学问尚且可玩，何事不可一玩？只是在这一玩再玩之下，中国文化会成了旅游景点供人照相的古装行头，缺少血肉和灵魂。从四十年代起，就一直有人希望并断言“足以扶植中国民族更生的中国哲学的复兴”，但倘若没有将哲学视若生命的真正哲学家，这种希望能成为现实吗？
也许有人会问，不忘朝市者，能算真正的哲学家？的确，张东荪自己也承认，虽然他以哲学兴趣为主，却不能忘情于政治。但这恐怕也不足以诟病，因为他的热衷政治，不是希望成为帝师王佐，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政治完全是一种打抱不平的态度。“虽然时时发表政论然从不计及自身。”本来，一个大报的名主笔加学界名流在那个时代是很容易步入仕途的，只要能见机而作，甘当权势的喉舌。但恰好相反，他之所以脱离报界而登上讲台是因为国民党掌权后报纸完全成为他人的喉舌而自己不能说话了。“我之好为政论不外乎想抵抗那个要毁灭文化的潮流。”
但从根本上说，张东荪之好谈政治，是出于他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理念。他认为社会如同一个有机体，为了这个有机体不致腐败僵化，必须始终使它保持新鲜的活力。知识分子(他称为士阶级)就是社会这个有机体中造新血的内脏。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对文化时时有所贡献，以此来阻挠文化自身所有的僵化趋势。好像一间房屋时时去开窗，使新鲜空气得以流入，这样可以矫正社会之发为畸形。“必致一国之中常有公道和真理在那里流行着，一个民族才不致腐败下去，停滞下去”。他认为中国思想上始终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内部防止恶化的问题。儒家自始至终只主张为政以德，而对于社会政治上已有的恶势力如何铲除以及将来的腐败如何防止，均没有讨论。在他看来，社会上有清明之气，政治上有是非之辨，全靠有一部分人来作所谓清议，亦就是所谓舆论。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一切清流发清议的共同思想动机，但张东荪似乎忘了这些人自东汉以来的命运，反而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和哲学家的责任。“我所谓的哲学家并不是指那些以理智为把戏的专门学者，这种学者走上一条又狭又小的路，只知其精细处，恐怕无由窥见高远的理想。同时亦决不是专发空论的学者。这种学者已早不适于现在科学大发达的时代。”“哲学家的使命是文化的使命。一个文化要有自己的活力以从事于自身改造，则必在其内部常如火山一样，能自己发火。这个火就是其活力，而代表这个活力的就是这个民族(或这个文化中)的理想家，于此所谓理想家亦就是哲学家”。哲学家之可贵，就在于能见到理想，能知何者为真善。这当然是把哲学家给理想化了，但张东荪自己大概是以此自许的。所以才会有那样的生活和命运。
这样的人可能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人可能还会出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没有这种人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理想丧失，精神瘫痪的社会。
张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