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槐一名永修，浙江义乌人，说的是蓝青官话，但和他妹妹宝琏谈话时，我们便不能懂了，如吃饭叫“才服”，义乌话可能属闽瓯系统。
当时生活书店出版的《光明》杂志，名义上为沈起予、洪深主编，但洪先生不常在沪，另在无锡授课，所以一部分稿件曾由家槐审阅。洪先生来上海时必住东方饭店，故与服务员(旧时叫“茶房”)很熟。有一次，家槐和我到东方饭店去看他，他说：“我才到，身边没有钱，就向堂口(服务台)借了五元”。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于此又显示了洪先生的豪爽性格，与他在大光明电影院中抗议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一事可以联系。沈先生也是一位可尊敬的前辈作家，夫人为李兰女士，翻译家兼编辑，今天似乎也不大提起他们了。
家槐曾读过英国作家福克斯文艺论集《小说与民众》，福氏在西班牙内战中力战捐躯，家槐想把这一论集翻译出版，但因沪居嘈杂，无法集中心力，恰巧我想回乡小住，便约他同行，鼓棹浙东。当时文人大多很穷，无力旅游，这次便成为他第一次涉海。到了夜半，人皆静寂，舱中只有我们两人，灯光幽暗，有如秉烛于海上的斗室。海也不甘沉默，大风起时，浪花高举如耸鬣的海兽，一经冲击铁栏，又像扣弦而歌，加上船身颠簸，使他一夜无眠，又喜又苦。在我们是平常的事，在他却有强烈的惑人的新鲜感。生活上一点小小的变化，便成为人间的意外之缘。
在乡间时，黎明即起，早饭后他译论文集，我则阅读中外小说，果戈理的《死魂灵》就是这时读的。中间也试写过一篇二三千字的素描，取材于小市民的生活，他看后指出议论多于形象，概念化的味道过重。这原是在我意料之中，从此绝了写小说的念头。
到了薄暮，常往城北的小山漫步，山上有亭翼然，山脚有一酒家，晚上如有月色，也可就石桌小酌，听松枝在风中偶语；又因为是夏天，周围常有虫声。虫子在夏晚的活跃远胜于人，只是活跃的时间很短促。秋去冬来，小虫即为大限所迫，所以蟪蛄不知春秋，只能度着“小年”。
这些寻常的景物，原是遍国皆然，——“松月生凉夜，风泉满清听”，唐人诗中已有此境，不过对我来说，只因出于父母之邦，遂觉月是故乡明了。事有凑巧，有一次，友人曾宴我们于亭中，家槐于阴暗间竟误食了一匹蜘蛛。主人虽努力道歉，家槐却为小虫而紧张多时。这一件小事，竟也成为我对友人的思念中一点抹不去的记忆了。
二十天后，芦沟之战爆发，我们只得中止普陀之游。这时交通已混乱，便由宁波回到上海，他的译稿未曾结束，后来回沪再寄寓我家时才将全部完成。他本来还想加些注解，也因时间和心绪之故不及补进。不久，他往内地参军，他的妹妹暂留在我家，所以常有信和钱寄来，还寄来过一篇文稿。
一九三八年三月，他的《小说与民众》终于由生活书店出版，定价四角，说明这时旧法币还值钱。因为家槐已不在沪，由我自己往书店购买。这是理论作品，又是翻译的，于我则似懂非懂。由于和我有这样一点渊源，只好读着，记忆中有这样两点，一是季米特洛夫被纳粹逮捕后，在监狱中努力学习德文，作为对敌斗争的更直捷的有利工具。二是有关文学作品中氛围气的创造，书中举的例子是春天早上众鸟因见阳光而啼唱，却使我联想起文学艺术中许多例子：《红楼梦》中凤姐出场时的气氛是大家都熟悉的，鲁迅的《女吊》，出现前在氛围气的创造上也具有性格化的特色，既使人毛骨悚然，又为这个含冤投缳的女鬼哀怜痛惜，真想问一句她生前的万斛冤情。而曹、鲁二人下笔时皆着墨无多，经过燃烧却不留焦味。
抗战胜利后，他来看我，身着军装，说是在内地参加张发奎部队，并在我家里住了几天。我起先有些奇怪，张发奎部队岂不是国民党部队？不久，内战爆发。从现象上看，两方面的军事力量显然很悬殊，中共方面，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状态。闲谈之间，我就直说了自己的意见。他举了一个例：仗是要人打的。国民党的军队，层层<SPS=0280>剥，到了士兵身上，所得无几，于是只好向老百姓掠夺，因而民怨纷起。共产党的军队，士兵固然穷苦，但长官与士兵之间没有过大的差距，所以到能上下团结，也给予老百姓一个好印象。这当然已非他的原话，原意确是如此。我知道这是有为而发。
荏苒之间，国民党政权终于远遁天涯海角。我和家槐最后一次相见是在一九五○年夏天的北京，当时他在颐和园旁边的马列主义图书馆任职，于是便一同游园，玩了整整半天，在园中尝到难副盛名的窝窝头，印象中还记得有这样的话：“怎么样？现在可以相信我的话没有错吧？”说着，又哈哈笑了两声，但也有一些争执。
这以后，就没有通过信。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他已调到大学教书，还到过国外。前天翻《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其主要著作中有《旅欧随笔》及《海淀集》，后者大概是写图书馆工作时期一段生活。
他是三十年代人物，生活在上海，又是地下党员、左翼作家，“文革”时命定地是一个对象，外调人员到我的棚中光临了两次，态度倒还和气，谈了几句，却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在看起来，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是靠不住的了”。这是原话，也就是所谓先定调子。洪洞县没有一个好人，当时风气如此，无足深怪，否则，秦城监狱中何至于有那么多老作家？据说罗马法的精神是法律首先假定被告无罪；“文革”就是要造这句话的反，革这句话的命。
外调人员临走时，要我写一点材料，我知道是要我讲一些坏话，越坏越好，如上述“靠不住”之类，却又叮嘱不要扩大和缩小，这很使我苦恼。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写，他参加左联的经过我毫无所知，何徐创作纠纷之争，是非难言，于是只好写他在抗战时曾参加过张发奎部队，并且是他亲自告诉我的这段“历史”。这本来是响<SPS=0796><SPS=0796>的公开事实，连污点也说不上，但我以为，张发奎的部队就是国民党的部队，岂非等于参加了反动部队？明知这是荒谬的逻辑，明知这是组织上派他去的，在我却以为是立功赎罪的表现。此外，我又写过他早年与徐志摩交往很密。今天回顾，实是愧对故人。痛莫大于自疚。曾子的“吾日三省”，只是日常人事上的得失，我却关系到朋友出处上的浮沉，用当时的话来说，即是政治生命。“文革”又使我多了清夜扪心的一境，所负于故人者原不止家槐一人。
家槐年轻时确是很尊敬徐志摩，对我一再说：徐志摩的思想虽然不正确，为人却很厚道真实。他的《稻粱集》中就有一篇《怀志摩》。良友版《暧昧》中有一篇提到猫的，即取材于徐氏家中：“我每每幻想一个大冻的寒夜，一炉熊熊的白火，前面坐了我们两个人，像师生，又像兄弟，旁边蹲着他最疼的猫——那纯粹的诗人”。最后又说：“但在这荒歉的中国文坛，这寂寞的人间，他的早逝却始终是个无法补偿的，……我想他那不散的诗魂，也是一定会在泰山的极巅，当着万籁俱寂的五更天，恨绵绵的，怅望着故乡的天涯！”可是在文末的后作的补记里，却又表示这篇文章应看作他五年前的旧作，“我的文章实在太浮太偏了”。大约因为徐氏身后毁誉不一，而他后来又参加了左联，心中有了顾虑，这补记略有自我批评的意味，在我便成为“文革”中揭发的材料：曾经很崇拜新月派徐志摩。
从徐志摩的散文看，有不少篇是痛恨当时现实的，有的是在诅咒。他的那首“大帅有令哪”的写活埋俘虏的诗，表现了他崇高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一九五四年，宋云彬先生从杭州来，和他在酒楼上闲谈，谈到徐志摩(两人是海宁同乡)，我说：“徐志摩如果活到现在，政治上恐怕会受到歧视的”。宋先生说：“那也不一定，例如闻一多。”闻一多是在解放前被暗杀的，宋先生举他为例，意思是说，人的认识是会转变的。但曾几何时，宋先生本人就遭厄销声。这一点，当时的宋先生，恐怕还想不到。
徐志摩曾经为家槐写了一幅立轴，上款为“家槐我弟”。可见两人交谊之深切。另有一幅为胡适给家槐的，可能是托徐志摩去求来。他到内地去时，尚未结婚，两幅立轴都存留我处。“文革”时我家籍没，不在话下。落实政策后，香港路有一个地方集中了大量抄家的文物，要我去认领。到了那里，顾视之间，居然有徐志摩赠家槐的那一幅，自然大喜逾望，想立即取回，管理人员说现在不可以拿，于是用小纸写了此轴藏置的经过，系在轴下。此后等候多时，未见通知，赶去询问，却已被他人捷足。这幅立轴本来不是我的。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原可自解，只因回忆家槐，顺便涉及，不想忽又迂回到“文革”了。
从梁永先生文章中，才知家槐卒于一九六九年，也即“文革”的高潮时期，不知他是否安然死于病榻上？
我与家槐，相识于青年时期，(他长我五岁)重逢在中年。今写此文，是在他死后的二十四年，自己也已入颓年。宋人张耒《再过宋都》云：“白头青鬃隔存没，落日断霞无古今”。友朋相识，自有因缘，望西飞白日，能无黯然！
金性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