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华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大事，它既是中国“古代史”的尾声，又是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但由于它仅是“尾声”和“序幕”，所以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代史，对此事大都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然而，曾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前三任总统时代担任过七任部长职位的法国学者、作家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却认为此事非同寻常，值得深究：“先进社会和传统社会相遇，我还从未听说过有比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大多数的文化冲突是‘文明人’和‘善良的未开化人’之间的冲突。……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两个社会——它们有着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认为——的代表的这种相遇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它更具有典型意义：它有着在实验室进行实验的纯正性。”(1页)
所以从五十年代起，他就着手搜集有关资料，并为此于一九八○年后曾六次访华，沿马氏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探寻，掌握了大量原始资料。另外，作者不仅研究了清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还从英、法、美、日及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过的有关内部档案、日记、随笔等。在此基础上，作者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出版了洋洋五十余万言的《停滞的帝国》一书，对英使在华的戏剧性经历及历史意义作了细致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精辟的分析。此书半年内便发行二十万册，进入畅销书行列。一本与法国历史与现实基本无关的“严肃类”历史专著如此畅销在法尚不多见，可见该书的魅力。
在马氏来华之前，欧洲人的“中国观”深受明末大批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的影响。为了在华开展传教事业，利玛窦等有意将耶教“儒化”，以儒家典籍中的“上帝”“天”等概念来说明其与万物主宰的“天主”是一致的，并允许用“祭”来解释天主教的“弥撒”(Missa)。对于中国教徒的祭祖祭孔等祭祀之礼，他们亦认为只是一种报本反始，追养继孝，促人伦敦教化的习俗、伦理，与宗教仪式无涉，因此也不禁止。但利玛窦死后不久，由于种种原因，教会内部爆发了一场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教廷最终作出判决，绝对禁止中国教徒奉行祭孔拜祖等中国礼俗。
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宗教上的是是非非，勿庸吾等“教外之民”来作评判。但这场争论却将欧洲宗教界乃至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如伏尔泰、莱布尼兹等都卷入其中，还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如《耶稣会士书简集》于一七○二年陆续出版，成为轰动文坛的大事。中国已成为沙龙高谈阔论的热门话题，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热，甚至有把古代希腊投入冷宫的趋势。儒学经典如《大学》《论语》《中庸》等也被译成拉丁文在巴黎出版，深刻地影响了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促进了欧洲的启蒙运动。那些本想以儒学著作为自己作辩解的教士们绝未想到，他们的所为反而为反宗教的启蒙大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在欧洲，宗教一直是伦理道德的基础，而儒学经典却使人们发现了一种没有宗教色彩而“以人为本”的全新伦理道德体系，这恰恰适应了反宗教的启蒙运动的需要，孔子随即成为启蒙者心中的“圣人”。伏尔泰对儒学推崇备至：“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礼俗论》)“孔子只诉之于道德，不宣传神怪，其中没有可晒的寓言。”由此，伏氏还发现了一个温和开明的中国：“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至五体投地，但最少可以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为世界上前所未见最好的，而且是唯一建立于父权宗法之上的。”百科全书派也深慕中国文化，波维尔(Poivre)甚至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到北京去！瞻仰着陌生人中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的真正而完全的楷模。”(《哲学家游记》)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则力图将儒学溶于自己的宏观理论体系之中，他从“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原则。“这种制度是政府的基础，但对这种制度的必要，在所有的国家中，除中国以外，都被忽视了。”(《自然法则》)他对中国的赋税和行政制度也顿生艳羡之心，著有《中国专制论》，力劝人们效法中国。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也受中国思想影响甚深，在《中国新论》的序言中他希望能请中国人来帮助欧洲提高道德，“因为我相信，如果任用哲人担任裁判，不是裁判女神的美，而是裁判人民的善，他一定会把金苹果奖与中国人。”
当然，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卢梭与孟德斯鸠。卢梭认为艺术和科学，即文明的发展会使道德败坏，中国便是实例，否则，一个泱泱大国为何会被愚悍的蛮族所征服？孟德斯鸠从三权分立的观点来看，自然无法赞美中国，反而断定中国是“凭鞭子而统治”的。
但这并未改变大多数人的看法，在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是一个遥远、神秘、开明、温和、文质彬彬、道德高尚的“文化中国”。然而一七九三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却使这种“文化中国”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七九三年六月，马戛尔尼率领有七百余人的庞大船队从英国启锚九个月后终于到达澳门。这位以为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之名来华的大英帝国特使的真正目的并非来“文明礼仪之邦”讨教，而是梦想为经济飞速发展的英国打开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巨大市场。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开拓了许多海外殖民地，形成一个庞大的帝国。亚当·斯密的门徒可没有伏尔泰的弟子那般浪漫，透过中华帝国表面这层诱人的“文化面纱”，他们看到的是金钱滚滚、更加诱人的巨大市场。在他们眼中，“文化中国”实在应是“市场中国”。
马氏此番来华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改善与英国贸易，二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另外，作为“世界最强国”的代表，他想藉此用正在形成的“现代”西方标准实地“测量”一下中国的“文明程度”，并向中国证明英国才是世界上“最强大”也是“最文明”的国家。
长期的闭关自守使满清统治者对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界秩序毫无所知，以中国位于世界中心、皇帝便是世界秩序中心的宇宙图景没有丝毫变化，所以根本无法理解英使所提要求的意义。反而认为英国与其他藩属一样，是因仰慕中华文明而远涉重洋来为大清皇帝纳贡祝寿的。钦差大臣徵瑞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英吉利国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十一月之久，输诚纳贡，实为古今所未有。”令英使极为不快的是，在中国官员的热情款待下，船队却被插上了“英吉利贡使”的长幡；在英使提供的礼品清单上，“礼物”被改为“贡物”。为这些礼物，马氏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等以说明中国的“位置”，还有新式步枪、火炮等先进武器，以展示英国的实力。马氏在文件中译本中自称“钦差”，则是中方无法容忍的，乾隆皇帝谕旨道：“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既然是“贡使”来“进贡”，当然要按“体制”向皇帝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是马戛尔尼决不能同意的，他只有向上帝才双膝下跪，对英王只行单膝下跪吻手礼。在英使从广州、定海、天津、北京直到九月中旬在热河谒见乾隆皇帝之前，中英双方一直为“下跪”之礼争议不休，互不让步，甚至权倾一时的和坤也专门为此会见马氏，但终无结果。种种细节，读来令人发噱。这种看来微不足道的“礼仪”之争，背后却潜藏着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英方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与经济制度之上的，因此是最先进的，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代表；中方则认为自己是永恒不变的宇宙秩序中心，处于“万邦来朝”的地位，自己的文化是最完美的，并将永远位居宇宙秩序中心，由此派生的礼仪是文明的基础，并负有将“生番”教化成“熟番”的责任。总之，双方都认为“老子天下第一”。“礼仪”之争，实质是两种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无法翻译、沟通的对话和争论。“一个精神病患者对世界的感知无法还原成其他人的感知；要感知同一世界，必属于同一世界，也就是说要具备同样的心理结构。英国人和中国人间的状况并非如此：两者在对方眼里都是精神病患者。”(226页)
在即将觐见皇帝的最后一刻，乾隆皇帝突然宽大为怀，同意英使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在清廷眼中，英吉利尚属完全不通礼仪的“生番”，有待“天朝”慢慢将其化为“熟番”。这样，在九月十四日谒见皇上、“万邦来朝”同庆乾隆八十三大寿的盛大庆典中，只有这几名“生番”行单腿跪下的屈膝礼，犹如鹤立鸡群。
但对驻使、通商这两项要求，乾隆皇帝则断然拒绝：“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教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咨尔国王表内恳请派 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马氏一行不仅没有达到任何实际目的，反而在十月初被迫离京返国，受到一番羞辱后“象小偷似的离去”。这次未走海路，而是被安排沿运河直下苏杭，然后转江西、广州、澳门，终在一七九四年三月启锚回国。此番经历，使他们对中国的“文明程度”和国力终于有了真切的了解。他们的日记、笔记对沿途所见都作了细致入微的记录、分析和评价。尤其是马氏在离华前夕所写的使华总结，对中国未来命运预言的准确性不能不使人惊叹：“如果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朝鲜人将马上就会获得独立”，“把中国和台湾维系在一起的联系是如此脆弱，”只要外国稍加干涉便会立即被割断。“从孟加拉只需稍稍鼓动，在西藏就会引起动乱”。他还派人查看了澳门和香港间的岛屿，认为伶仃和香港适合殖民，这必将造成“澳门的衰落”。战略要地虎门要塞可被几门“舷侧炮”摧毁。一旦如此，“广州就会窒息”，数百万靠外贸为生的中国人将“被迫挨饿、抢劫或起义”，这“将使俄国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总之，“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它将象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521—523页)十九世纪的历史，证实了他这巫师般的预言。
英使访华后，有关中国“真实”情况的各种报告、书籍在英国纷纷出版，影响遍及整个欧洲。人们似乎恍然大悟，那些由传教士和启蒙哲学家渲染的“理想国”原来竟如此落后、野蛮、腐朽，千百年来居然毫无进步！欧洲人的“中国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令人仰慕万分的“文化中国”成为令人垂涎三尺的“市场中国”，很难逃脱“瓜分”的命运。黑格尔读完马氏一位随员于一七九七年出版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后，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复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553页)在他看来中国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历史哲学》，161页)终于，历史提供了这种“若干因素的结合”——一八一六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使华，因拒不行跪礼不仅未见到嘉庆皇帝且被驱逐出境；一八四○年英国终于悍然发动鸦片战争，用暴力这种最强有力的语言同中国对话，迫使“天朝”屈服于西方的语言，中国终被纳入“世界历史”之中。
回首马氏访华，确易引发一种历史的感叹：“如果这两个世界当时增加接触，相互吸取对方最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比其他国家早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术和造纸，指南针和舵，炸药和火器的国家同那个刚刚驯服了蒸汽，并即将制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发明融合起来，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必将使双方的进步源源不断。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啊！……”“这就是历史赋予远东和远西的机会。但是聋子——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之间的对话使这个机会付诸东流。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19页)更加深远的是，马氏使华及其失败实际预示着今后两个世纪的对抗：西方与东方的文化、政治冲突，“北方”与“南方”的经济冲突。
一九九三年初秋于东厂胡同一号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法〕阿兰·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一九九三年五月版，12.80元)
雷颐